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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新一代看見上幾代歌手淪落為只能依附大陸市場生存的護旗手,自然容易忽略他們的那些年,也有過精采的人生。不少上一代看見一批不熟悉的名字忽然冒起,自然也容易覺得不如自己年代的歌手紮實。

其實,八十年代香港樂壇全盛期的背景,和《香港國安法》通過後的樂壇文藝復興,有諸多雷同之處。背後,都有一種「明就明」的香港精神。

在七十年代後期之前,香港的主流音樂,最初是翻唱歐美流行曲,許冠傑、溫拿等最初都是走這路線;另一種是引入台灣歌手,青山、姚蘇蓉等一度紅遍香江。再早期的,則是任白粵曲,或從粵語長片、黃梅調等等改編的音樂,屬於民國年代的大陸情懷。

直到TVB改變了香港人的娛樂模式,大量出現劇集的廣東話主題曲,港台繼而舉辦《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香港人才終於有了自己的音樂。換句話說,當時的香港音樂,有意圖刻意與英文歌、台灣歌、粵曲切割,當然個別作品也有致敬之意,但總體而言,走新路的目標非常清晰。

今天我們覺得那時代大量改編日本歌,屬於香港創作人取巧,但當時以日本文化蓋過本來香港流行的其他音樂品種,再將之融合到香港文化當中,也是本土身份認同建構的一部份。而那時新冒起的香港填詞人,創作了文白夾雜、雅俗共賞、只有香港能出現的歌詞,同樣是很本土的一件事。

到了2020年,主流香港樂壇都已經被中國大陸完全消化,中國市場一度變成香港紅歌手的唯一出路。但隨著中國政治越來越高壓,演藝紅線處處,得到大陸市場,往往與香港人的身份互相衝突,陳奕迅「新疆棉」事件是最好例子。

這時候,新一批歌手急速冒起,承載了香港樂迷對上幾代偶像集體放棄香港市場的失望,於是他們的歌曲,自然要和「大陸化」的前輩們有不同曲風。例如效法韓流,某程度上和八十年代的廣東歌走東洋風,異曲同工。不少新生代歌手在社交媒體都不避忌使用粗口,不少歌詞也充滿香港網絡語言,這都是中國大陸不能、也不懂接受的。這和昔日許冠傑以歌詞宣告和舊時代決裂,也頗有可比之處。

香港廣東歌剛出現之際,同樣被批評為難登大雅之堂,很不被看好。畢竟當時也有類似論調:國語市場、英文市場要大得多,以廣東話唱歌圍爐取暖,能有甚麼出路?但偏偏是那個時代,適逢香港經濟急速起飛,TVB劇集風行全球,七十到九十年代的香港歌手,居然產生了大量有全球知名度的巨星,即使當時中國大陸尚未崛起,已經足夠創造時代。到了2020年,香港歌手忽然發現,縱使不依靠大陸市場,其實也有很多出路,網絡、Sportify可以開拓很多可能,繼而國際化。而國際化,依然是大陸歌手充滿禁忌的路。

這一代藝人走紅後會怎樣,包括他們自己在內,誰也不知道。但譚詠麟拍《假如我是真的》之時,又難道知道日後會成為「德藝雙馨」的「愛國校長」?重要的是在歷史的轉折口,他們的成功,都有一個香港時代的印記。這一波文藝復興令人寄望甚殷,正因為被期望的不是個別人士或樂隊,而是一整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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