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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接受訪問,談到Mirror可能只是「虛火」,激起熱烈討論。在流行文化層面以外,「虛火論」帶出一個現實問題:Mirror走紅,客觀上有此刻獨特時代背景的推波助瀾,令香港人被壓抑的動力得到宣洩口。但只要在「新香港」,政權不可能不要求任何走紅藝人拍維穩宣傳片,如何避免「陳奕迅新疆棉化」,這是香港文化能否保全下去的一個關鍵。

基於香港的大歷史脈絡,與及香港人的智慧,我對上述問題是樂觀的。Mirror如何在艱難環境中生存,其實正反映了牆內香港人的生存之道,而且也涉及整個共同體的默契和分工,這在昔日鐵幕內的東歐國家,也有不少案例。我們可以嘗試綜合為以下四點:

1. 在「新香港」生存,不可能不做違心事交功課,這是客觀現實。此刻「留下來的人」,公務員要宣誓,學生要天天國民教育,肯定不認同的人佔大多數,又不可能每一個人都離開,正是這種鬱結,需要派遣情緒。在這樣的環境下,期望「留下來的人」公然挑戰國安法、明刀明槍講真話是不切實際的,牆內的人必要時「交功課」,相信大多數人都會理解。例如沒有多少人覺得Mirror拍片呼籲投票是「出賣香港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功課」是怎樣出現的。當然,如何拿捏分寸,是很巧妙的學問:交功課多了,就會淪為陳奕迅;交得不夠,可能有政治風險。但這裏除了感覺,也有客觀基準:究竟收入來源有多少來自大陸市場,不容易騙人。假如到了陳奕迅要和大陸經理人簽死約的地步,自然沒有bargaining power;但假如只是蜻蜓點水偶一為之,而依然被人罵,大概罵的只是網絡上5%的對任何事情都放負的「怨念負能量派」。這方面,香港人的默契,理應值得信任。

2. 在上述前提下,如何維繫香港本土文化,自然講求一定程度的擦邊球策略。音樂、歌詞內容,本來就最適合擦邊球,不少經典作品都可以當作愛情歌,也可以當作人生歌,同時可以輕易變成抗爭歌,例如《小心地滑》,我們介紹過很多,不贅。除了歌詞,音樂的曲風,MV的製作,發行的模式,宣傳的用字,當政權要控制一切、大陸產業化越來越單一,怎樣顯示自己的獨立思考,其實並不太難,有心人一定能察覺。早前訪問過剛移居英國的張虹導演,她特別提及波蘭冷戰時代的導演基斯洛夫斯基,如何在有限空間下拍出真實的紀錄片,就很值得參考。在音樂領域,我們介紹過當年鐵幕內的搖滾樂,例如蘇聯有「第比利斯搖滾樂節」,捷克有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都是填補了類似空間,在政權眼皮下生存,和青年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也對冷戰期間撫慰人心、堅定信念有獨特貢獻。

3. 對今天的新香港音樂人而言,正如對全體留下來的人而言,真正的結構性挑戰是如何避免單一依靠大陸市場。正如一般香港人要提高競爭力、全球遊走能力,必須解決的就是如何可以減低依靠僱主,才可以隨時喜歡是「起身就走」。所以Mirror的出路,一定是國際化,這是避免失去bargaining power的唯一憑藉。國際化之後,也可以激活更多香港文化的國際元素,更難被已經大陸化的上一代香港藝人取代。而且國際化的潛台詞就是,假如政權強迫做一些非常糟糕的宣傳(例如新疆棉),必要時也有後路;而只要有後路,強迫做那些宣傳的可能性又會降低。這裏關鍵是Mirror的經理人公司,應該在大陸、香港以外註冊,繞過今天大陸那種必須時刻講求愛國的「藝人經理人牌照」,才能可攻可守。對一切需要license的新香港行業,這方向都是必須思考的。

4. 這不是說,就不應該有人直白說真話,但Mirror這類定位卻也無需要承擔這樣的責任。這正是一個成熟群體的分工。今天即使是留在香港的評論員(其實已經沒有多少),再敢言也好,也不可能暢所欲言,何況藝人?但正如我們說過,假如十年內多了100萬海外香港人,直白講真話,正是他們的責任。正如冷戰時代,也有很多海外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匈牙利人,他們在自由土地的責任,正是保存真相,說牆內不方便說的話,然後受眾就能自動重新組合整個圖像。一旦政權hijack這些流行文化,牆外香港人還可以協助解畫抗衡大外宣。再話說回來,這是持久戰,所有人都知道這個政權的罪惡,但假如每一天都說純政治評論,任何人都會非常疲累。這也是一種分工。

其實,香港人的精神,從來都是在宏觀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自補位,whatever that works。想通了,可以承載的自然不只是一隊Mirror,而是全體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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