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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利達爵士一生做過無數對香港人無情無義、對英國國家利益也不見得有利的自稱「realist」建議,令香港所有活路都被堵塞。繼《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六四事件又是他表現之時。

六四令全球震撼,當時東歐鐵幕已經崩潰,西方已經不存在「聯中制蘇」的需要,本來好應該審視整個對華政策,但最終依然是「engagement」派勝出,英國代表人物正是曾長駐中國的柯利達,另一位曾任駐華大使的老布殊總統,在彼岸美國同樣相信這一套。他們深信要令中國變得正常,必須讓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才能予以改變。現在再次證明,中國只會改變世界遊戲規則,而不會被現有規範改變,不贅。

六四事件後,英國國內有過不同contingency plans,對把香港交給這樣一個公然殺萬人的政權感到匪夷所思。當時的建議,而今天又能考證的,包括重新檢討《中英聯合聲明》是否依然有效,或是否可以改變內容,甚或廢除;《基本法》是否應該如期頒佈,或起碼是否應該延期去buy time;或最起碼的是英國是否可以給予全體香港市民居英權,這是當時兩局議員(包括今天大量「建制派」)的共識。柯利達回憶,戴卓爾夫人也有為《中英聯合聲明》感到愧疚。

但結果,當時又是「頭號中國通」柯利達力排眾議,力主英國制裁中國要「適可而止」,不要破壞中英商貿關係,也不要破壞香港過渡期的「穩定」。柯利達又勸戴卓爾夫人不用內疚,因為英國「已經為香港爭取到最好的」,需要做的只是勸香港人「接受現實」、「認命」、「看清形勢」、「知道誰是阿公」、「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自然也沒有道義給予居英權全體港人。他自己說過,中國視六四為政權存續的根本危機,而任何政權面對這類危機,也會採取非常手段。他深信制裁中國不能改變中國,無論這個政權多麼殘暴,也只能「對話解決問題」。

為了平息英國國內的反對聲音,和港人的強烈不滿,他對外交部體系做了幾個指示:不要中斷對華貿易往來;下令衛奕信大興土木搞「玫瑰園計劃」,echo中共「馬照跑舞照跳」的「政綱」,同時分贓予英資企業;給予5萬香港權貴家庭居英權,以令掌握話語權的香港精英噤聲;還有相對最有建設性的一環,就是在香港通過《人權法案》,以證明英國已經「捍衛香港」。

這些小動作,今天看來,全都是非常惡意的政治操作。玫瑰園計劃只是令一些英商悶聲發大財,減少了英國國內的壓力,卻同時令中英兩國破冰,終止了西方陣營的制裁行動。居英權則是分化港人方案,令不滿的港人失去領袖,「領袖們」一方面得到居英權,另一方面集體華麗轉身變成親北京。至於《人權法案》,1997年後就變成「不具凌駕性」,現在自然「依法」被國安法一類惡法再凌駕。柯利達不可能不知道中方「依法」搬龍門的傳統,假如他真心相信1997年前通過的《人權法案》可以保障香港,就不應該反對彭定康政改方案;假如他真心覺得彭定康方案不能過渡1997,又怎可能相信《人權法案》1997年後有用?

1989年12月,全球依然在制裁北京高峰期間,柯利達就奉命祕密訪問北京,再三向中國領導人保證,英國不會要求對《中英聯合聲明》有任何修正,並保證英國不會將香港變成顛覆中國基地,唯一目的只是做生意、賺錢、發大財。據《鍾士元回憶錄》透露,行柯利達路線的港督衛奕信對六四後大量中國民運人士走到香港,其實感到不安、不滿(鍾士元也是這立場),認為這會觸怒北京,只是有關簽證是海外英國大使館批發,只能無奈接受。

這段期間的柯利達-衛奕信對港政策,屬於典型中國封建王朝官場的「瞞上不瞞下」,對不同精英分化收編,然後製造既成現實。結果,北京發現就算公然殺人,越過一切文明底線,英國這類民主大國依然無動於衷,日後自然「底氣」更足。

衛奕信以柯利達為師,雖然「恩師」已於2010年病逝,但他在2014年、2019年對香港運動的態度,依然是緊跟柯利達主義。這些態度,之前已經談過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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