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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英國外交部精英,不少都受「基辛格路線」影響,也就是主張蘇聯才是冷戰期間西方的最大敵人,中共則是可以爭取的對象。這條「聯中制蘇」路線,隨著中美建交、中國出兵越南交出「投名狀」等,到達高潮。

我們應該避免以中國式陰謀論閱讀這條路線。畢竟這些人都是飽學之士,也都對各自的國家盡忠,在他們眼中,可以找到蘇聯的漏洞,把第二號共產國家中國爭取過來,從而戰勝蘇聯,這裏有一種改寫歷史的強烈參與感。不少人晚年對扶植了一個更恐怖、難纏的對手有所反思,但更多人已經過了能夠接收新訊息的年齡,只能終生為他們黃金歲月的得意之作背書。

柯利達、麥理浩、尤德、衛奕信,都是這條路線的信徒,明白中共有諸般問題,但覺得依然不及蘇聯邪惡,所以還是不要開罪中國,要有耐性進行engagement,才符合英國長遠利益。他們當打的年代,中國對西方未構成真正威脅,「聯中制蘇」自然更振振有詞。以柯利達為例,他被派駐中國前,也駐過東德,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他更深信威脅來自華約,而不是北京。

諷刺的是,這批「中國通」雖然一律精通普通話,對中國歷史、文化深有認識,也深有感情,但大多親身吃過中共大量苦頭,結果出人意表,也許反而有了「斯德哥爾摩情結」,對中共反而更加「理解」,也更希望避免和中共直接對抗。例如麥理浩年輕時被派駐民國漢口,經歷了漢口淪陷危機,被逼折返英國,期間就目睹中共是如何入城的。同一時候,青年尤德則在鎮南京,南京淪陷後乘坐「紫水晶號」逃離大陸,卻被中共軍隊砲轟,成為重大外交事件,最終勉強成功突圍,成為戰爭英雄。

不過相較下,柯利達爵士才是最坎坷的一人。文革期間,他在英國駐北京代辦工作(當時中英尚未正式建交),因為香港六七暴動,港英拘捕了一批左派記者,引發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事件,中國也反拘捕英國記者格雷作為人質。今天我們很難想像,英國駐華代辦(實質上的大使館)居然可以被紅衛兵焚毀,就像伊朗人質事件那樣,暴徒衝入去旁若無人扣留人質、拳打腳踢,但那真的發生過。

柯利達後來有出書,講述這段經歷。他當時被紅衛兵酷刑毆傷,被要求讀毛語錄、對英帝侵略行為道歉,那肯定是畢生難忘的回憶。最後周恩來派軍人保護了他們,但還是再被軟禁了一個月。柯利達自覺忍辱負重,沒有讓這段「小風波」破壞西方「聯中制蘇」大計劃,而且有了這經歷,柯利達反而對中國更加友好,知道中國人可以「去得很盡」,而且守的「法律」和西方不一樣,這大概也是他後來建議英國退讓的原因之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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