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63】外公一家在抗戰期間的重慶陪都 (Patreon)

外公進入《大公報》後，由於屬於行政人員的財務科，一直跟隨張季鸞的總部不斷搬遷，從天津，到上海，到漢口，最後到了陪都重慶。

與此同時，我外婆的家族作為無錫的大家族，面對抗戰，家庭成員也分道揚鑣。其中我外婆的長房父親，也是舉家遷到重慶，除了我外婆之後到了香港，很多都在重慶留了下來，但其他成員則很多到了台灣、美國。這些故事，日後會再詳述。

我不知道外公、外婆是如何認識的，只知道外婆家族很大，而且屬於接近國民黨的上流社會，同時也有文人辦報的傳統。民國時的《大公報》充滿清譽，外婆作為家族大姐，下嫁張季鸞外甥，當時被看作門當戶對。

1945年後，外公、外婆還在重慶留了幾年，不過期間外公好像也有隨同《大公報》走到其他地方，例如有文獻說他到香港前在《大公報》的上海辦公室。這解釋了為甚麼外公、外婆都沒有什麼重慶口音，但我的姨婆大概因為從小在重慶長大，也一直住了下去，就有很重的重慶腔，即有點像鄧小平的口音。

因為這段淵源，我母親也是在重慶出生的，然後一、兩歲時隨同外婆來到香港。大概2000年的時候，我第一次到重慶，那時外公、外婆都依然健在，母親居然還可以特別找到她出生的地方，那是一條石板街，背後不知道當時是否醫院，確是物是人非。

聽重慶的長輩說過，抗戰期間最難忘是日軍空襲重慶的往事。那不是德軍空襲倫敦那樣短期內中止，而是前後斷斷續續炸了六年，大半市區都被炸毀，在防空洞生活成了家常便飯。這種戰爭回憶，也是鑄造一代人的共同經歷。

這段陪都歲月，對外公一生似乎影響很大，因為那是真正的大時代，也是《大公報》歷史上最舉足輕重的時刻。就像假如在2019年的香港，有一份有公信力的媒體記下一切，親身參與的傳媒工作者，必定終生引以為傲。而且當時全國精英不少都走難到了重慶，《大公報》能輕易接觸包括「外國勢力」在內的各方面頭面人物，置身其中，自然有一種「做大事」的使命感。因此到了香港之後，外公多少依然覺得《大公報》是一張有使命感的報紙，並非單純的打份工（反而我母親就強調自己只是單純的打份工）。這種情懷，自然是後人難以理解的。

重慶也有「小香港」之稱，不少來到香港的人都有重慶經驗，令香港在1949年後，也低調存在一個「重慶幫」。雖然沒有上海、福建、潮州等同鄉會有影響力，但不少南來文化人都以重慶經歷串連。例如同屬《大公報》系統出身的金庸，就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住過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