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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時,耶魯大學的殿堂級王牌歷史系教授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有一門高年級生課程,名叫「上海」,口碑載道。不過,當時其實我還沒有甚麼感覺,近年才明白,其實他訴說上海故事的觀點和角度,和我們今天訴說香港故事,一模一樣。

我到過上海很多次。那裏的外灘,即使經過新時代摧毀,依然充滿異國情調,而上海的歷史古蹟,自然比香港更多,充滿故事。1949年前,上海比香港繁榮,也比香港國際化而多元,單是公共租界的12國加上法租界,內部又收容了各式各樣的異見人士、江湖人物,就是一個小聯合國,地上、地下秩序都是全球獨家。上海話賦予上海人的身份認同和自豪感,也超於1949年前廣東話在香港的地位。

1949年後的香港是國際洗錢中心、白手套,但1949年前,這卻是上海。無數國際富商都在上海發跡,無數華人買辦也都在上海向上流,他們不少人都在中共建政前逃到香港。港英時代的中央政策組顧問顧汝德在《官商合謀》寫過,當時英國把香港當作「小上海」,而1949年後上海幫在香港的影響力,佔有和人口不符比例的話語權;當然,部份也是英國刻意分而治之、用上海幫制衡廣東幫的策略。

這種上海-香港淵源,也一直影響著香港近年局勢,甚至可能才是香港巨變的其中一個主軸。

曾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被視為上海幫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民國期間接受教育,崇尚洋化,也不是全盤否定普世價值,和1949年後長大的習近平一代,畢竟有氣質上的差別。江澤民欽點的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也算是上海來到香港的世家子弟,顧汝德說他本質上就是一個圓滑的上海商人。本來一直被栽培當特首的唐英年,父親唐翔千也是上海富商,據說和江澤民系統也關係密切。對上海幫而言,香港依然是「小上海」,有「香港上海幫」協助他們看管小金庫格外安心。投桃報李,上海幫也相對尊重「一國兩制」,即使法輪功在香港天天叫「打倒江派」,江澤民似乎也不當一回事。

可惜的是,1949年後的上海,已被徹底奪舍,上海身份認同也成為重點打壓對象。然而上海身份認同除了上海話,也是功能上得來的,當上海再次成為國際都會,自然就會產生cosmopolitan的價值觀,即使舉國體制如中國,也不能完全打壓上海人的優越感。對舊上海暗中懷念的上海人,和他們的下一代,不少都在香港身上找到移情作用,因此對香港反送中後的國安法,格外有感(當然是反感)。例如這裏訪問過的閭丘露薇、張潔平等,今天都是能講廣東話的香港人,都是來自上海,傾談下,都不難找到這份情結。

2022年,上海無限期封城,上海一夜之間,彷彿回到1949年解放軍入城的恐懼,或文革時代的荒誕,上海人忽然再次明白了香港人的苦況,但已經太遲,香港人也已經不容易理解上海的一切。上海的靈魂能否尋回,不少傷痕文學,像鄭念的《上海生與死》,大概都給了答案。這是香港的殷鑑,海外港人今天好應該重新讀一遍上海史,對走向未來,總有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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