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58】舊《大公報》文人集體遭劫，與家族陰影 (Patreon)

談那麼多張季鸞時代的《大公報》輝煌故事，和《大公報》被「奪舍」後，包括張家後人在內那些「留下來的人」的慘劇，只是作為家庭回憶的一個側面參考。這也是理解我外公作為張季鸞外甥、而幸運地1949年後來了香港《大公報》工作的一個方向。

雖然外公在《大公報》是高層，但他從來沒有和我說過任何《大公報》的事。當然，他木訥寡言，但外婆非常健談，也很少和我說任何涉及政治和《大公報》的一切。我父母在家中訂的是《明報》和《南華早報》，《大公報》從來不會在我家出現。我外公的具體頭銜，我居然是在他去世後看到《大公報》的訃聞在知道。

近來聽母親說，不少《大公報》舊人到了改革開放後的七、八十年代，假如未被鬥死，才陸續有機會來到香港，和外公聚舊。他們說到那段被長期鬥爭、折磨的歲月，無不聲淚俱下，對共產黨鬥爭手段之殘酷，不可能在事後釋懷，正如集中營的猶太倖存者不可能忘記、原諒，因為那是剝奪一個人尊嚴的終生烙印。一個人再愛國，也不可能認同那種鬥爭手法是合理的，何況那些被鬥的人，都是昔日一起工作的朋友、同事、戰友？

假如這些悲劇，出現在同一家庭之內，自然有更難癒合的傷痕。

在我外公一代，我的姨丈（外婆的妹夫）也是在1949年前的舊《大公報》工作，但他沒有來到香港，而是1949年後留在重慶。結果，在反右、文革期間，他被批鬥得遍體鱗傷，而當時我的外公、外婆都在香港，不可能對親人、也是前同事在大陸的慘況毫無所知。以我知道，外婆一直有定期匯款到大陸接濟家人，這在不少當時的香港家庭，可謂生活常態。

但姨婆一直覺得，外公、外婆成功走到香港，在「和平區」的《大公報》算是如常工作，卻遺下他們在重慶吃苦，感到很不快，也許認為是「張家嫡系」身份讓他近水樓台，也許相信他們有能力把親人一併帶走而沒有帶。但其實當時情況緊急，又有多少人自身難保而不自知？

姨婆八十年代來到香港，是其中一位把我帶大的長輩，她兩姐妹的恩怨，也隨著她終於到了香港、一起帶下兩代（也就是我），而看似得到彌合。但真正的傷口，我們身為後輩，恐怕是永遠看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