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52】《大公報》作為民間股份公司，1949年是如何被共產的？ (Patreon)

中國共產黨認為，世界上是沒有「新聞自由」這回事的，新聞報刊只是各方進行宣傳的工具。當中共接管全國，自然不需要客觀中立的報紙，報紙只應該作為「階級鬥爭」的有力工具，負責「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的戰鬥。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管制下，對新聞報刊實施統一的黨化管理，以確保輿論一致性。這也是「新香港」「二次回歸」後，中共全面改造港台為中央台、整肅所有自由媒體的背景。

對於《大公報》，中共雖然一度因為統戰原因而貌似尊重，但一開始就認定《大公報》是服務「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因此把《大公報》定性為「反動報刊」，決定在統一全國後，禁止《大公報》出版。然而考慮到台灣未統一、早期對「民主人士」的統戰需要，還是決定以「循序漸進」方式對《大公報》逐步「奪舍」，而不是一步到位。

《大公報》一直是民辦報社，股份制的有限公司，大股東是三頭馬車之一的國民黨高官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拿的都是「勞力股」（乾股）。抗戰勝利後，吳鼎昌身居黨國高位，早已不過問《大公報》運作；張季鸞已病逝；總經理胡政之為了大展宏圖，設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作為已經同步在上海、天津、重慶、香港等地發行的《大公報》總部。總部於 1946 年成立，設於上海，意味著《大公報》中心由昔日的天津、重慶搬至1949年前最國際化的上海大都會。

為了對《大公報》奪舍，中共自然要首先「依法」處理《大公報》這間民營公司。中共決定，大股東吳鼎昌身為蔣介石的總統府秘書長，資產屬於「敵對階級」，包括《大公報》股份在內，全部予以直接充公。張季鸞於1941年病逝、胡政之於1949年病逝，他們持有的股份已轉讓家人，中共決定低價向他們家人購買。對其他後來加入的小股東，股份要麼充公、要麼賤賣，幾張命令、交易，一份民國時代最有公信力的報紙，就像2020年的香港《蘋果日報》那樣，突然死亡。

重慶《大公報》

對中國大陸境內的三地《大公報》，重慶《大公報》被認為價值最低，可以立刻犧牲，因為它在抗戰時期建立的地位已經衰落，人才、資金、設備等逐漸被調配到其他分館。加上1947年 6 月，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被指同情中共的重慶《大公報》所有外勤記者全體被捕（一人除外），被關押一個多月，大量職員因害怕而離去。到了中共建政後，重慶《大公報》全部編採人員只剩下十多人。

《大公報》總部覺得重慶太遠、交通不便，又擔心當地留下來的員工自作主張，作出「錯誤」的政治決定，於是決定主動把重慶《大公報》交給中共重慶市委管治。1952年1月，中共決定將重慶《大公報》轉為名義上的「公私合營」，暫時沿用《大公報》名稱出版，到8 月4日停刊，被改造為當地的黨機關報《重慶日報》，完成奪舍手續。

天津《大公報》

1948 年，平津戰役之後，天津市淪陷在即，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暫時統戰天津《大公報》，依然當作民營企業對待，不予直接接管。但《大公報》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已經群起「起義」：1949年2月19日，天津《大公報》召開群眾運動式的「臨時職工大會」，約有 230 人參加（已經不用理會代表「資產階級」的董事會了），大會通過將天津《大公報》改名為《進步日報》，並向中共軍管會申請登記，再行出版。幾日之後，黃克誠大將當主任、江青前夫黃敬當副主任的軍委會就決定《進步日報》「依法」通過審查，天津《大公報》正式易名「奪舍」。

上海《大公報》

抗戰勝利後，上海《大公報》於1945年11月1日復刊，成為這階段的決策總部。1949 年，總編輯王芸生上京參與政協會議時，得知天津《大公報》需要易名奪舍，已感到無比懊喪，並通知病入膏肓的元老胡政之，不久胡就氣得撒手人寰。不過周恩來向王指示：「上海《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 」至於「幫助」，自然是派出中共黨委接管上海《大公報》，架空王芸生，讓其苟延殘喘多幾年。

1953年，中共中央下令合併上海《大公報》及天津《進步日報》(原天津《大公報》)，根據「社會主義舉國體制分工」，出版新《大公報》，但只負責財經、國際方面的「報導」（大外宣）。這份「新《大公報》」被搬到北京，1956-1966年發行了十年，但當時《大公報》老臣子經歷鎮反、反右等運動，早已幾乎一個不留，這份「奪舍《大公報》」早已面目全非。文革開始後，《大公報》再次被批鬥，被改名為《前進報》，辦了103日之後停刊，剩下來的員工被派到《財貿戰線報》，後來成為《經濟日報》，張季鸞時代的自由辦報種子，在大陸宣告形神俱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