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51】後張季鸞時代到被奪舍前的《大公報》：裏外不是人的接班總編輯王芸生 (Patreon)

說過張季鸞的故事，介紹他的外甥、即我外公出場之前，還是要先交代《大公報》在後張季鸞時代被中共逐步「奪舍」的經歷。而整個故事，對今日「新香港」，也充滿警世作用。

張季鸞在生時，已經開始培養接班人，他選中接任總編輯的是王芸生。他病逝後，王芸生一直擔任《大公報》總編輯，直到中共政權成立後，還掛著這被奪舍的名銜，他也見證了這個階段極其戲劇性的一頁。

王芸生出身清貧家庭，曾讀八年私塾，自學英文、日文，北伐時期一度擔任洋務華員工會宣傳部長，主編工會報紙，開始了編輯之路。他曾先後加入國民黨、共產黨，又先後退黨，後來在國民黨辦的《華北新聞》負責寫社論，和《大公報》的張季鸞打筆戰，反而受賞識。王主動相約見面，後來乾脆在1929年向張季鸞求職，自此加入《大公報》。

他原名王德鵬，加入《大公報》後為了以示謙虛，改名為王芸生，以示自己不過「芸芸眾生」之一。

張季鸞先讓王芸生獨立編地方新聞版，後來又讓他編《大公報》姐妹刊《國聞週報》，特意讓他寫社評練筆。1936年，《大公報》創辦上海版，因戰時通訊不便，各版要分頭寫文章，王芸生為上海版寫社評，自此正式負責《大公報》言論，進入團隊核心。到了張季鸞逝世後，王芸生就獨力負責《大公報》社評工作，成為新一代總編輯。

然而張季鸞可以做到國共尊崇，除了個人能力，也是因時際遇。王芸生菱角更多，但際遇又差得多，卻令《大公報》裏外不是人。

王芸生秉承張季鸞遺訓，堅持辦報獨立自主，對待內戰時的國共雙方都嘗試持平報導。他曾高調批評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郭泰祺，發表社評〈看重慶，念中原〉批評國民黨救災不力，而被下令停刊三日。昔日對張季鸞友好的國民黨中人多次警告王芸生不要和中共走近，而他與《大公報》主要金主吳鼎昌的關係據說也不甚佳。王芸生也是日本通，同樣頗受蔣介石欣賞，曾兩次訪蔣談論中日關係問題，不過隨著國民黨在內戰居於下風，國民黨高層對王芸生的態度，也越來越不滿。

另一方面，王芸生亦發表過不少批評共產黨的文章，例如1945年的〈質中共〉，責難共產黨引發國共內戰；〈可恥的長春之戰〉則批評共產黨以老百姓作先鋒的惡行。毛澤東在1945年和王芸生首次見面，毛當時也是頗禮遇王，設宴相聚時王芸生向毛說：「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則答：「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灶裡不許我們造飯。」想不到這些，日後居然成了王芸生被批鬥的罪名。

最後的抉擇，終於出現。

1948年，中共獲勝開始清晰，王芸生獲中共邀請北上，當新政協，獲承諾《大公報》「一切依舊」，於是欣然前往，否則其實依然存在選擇台灣的空間。但王芸生還未到北平，已見天津版《大公報》被中共粗暴「奪舍」，改名為《進步日報》。然而王芸生已在虎口，沒有討價還價餘地，被逼在北平新聞工作座談會發言自我批評：「我想通了，不要《大公報》這名稱了。我到解放區是投誠來的」，並發表檢討文章，痛責自己，接受將《大公報》定性為「反動報紙」。

周恩來那時候對王芸生說，你隨軍南下，主持上海《大公報》。上海《大公報》那時候還未被正式「奪舍」，仍算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預」。然後王芸生要負責「自我改造」，只能親筆撰寫〈《大公報》新生宣言〉，歌頌共產黨，批判舊《大公報》，說其站在國民黨一方，反共反蘇反人民，今後要照著毛澤東的領導，「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

這些言行令王芸生暫時保住人身安全，上海《大公報》也短暫保住招牌，但是銷量急跌。1952年周轉困難，王芸生寫信向毛澤東求助，毛指示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即昔日天津《大公報》）合併，分工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王芸生自此更為小心，按毛指示辦報，而王的權力也被架空，總編輯頭銜被奪去，只剩下一個空殼社長頭銜當吉祥物。反右運動期間，大量舊《大公報》留下來的人慘被批鬥到死去活來，當時王芸生雖然逃過一劫，但1966年文革來到，《大公報》正式停刊，王芸生還是終於被正式掛牌批鬥遊街、勞動改造。後來毛澤東後來因日本外交事宜要找王芸生，才令他得到「解放」。

1980年，捱過文革的王芸生因肝癌病逝。死前念念不忘的，乃愧對張季鸞，愧對《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