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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代,張季鸞的《大公報》採取自由派的兼容並蓄辦報方針,對中間派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而國共兩黨也爭相籠絡。這自然是國民黨的「天真」:到了共產黨時代,只有當奴才的「唯一出路」,何嘗需要「籠絡」?當今天的《大公報》談到早年《大公報》「不畏權貴」,誰都會問:那今天又如何?

今人很難想像,《大公報》那時候被國際社會看作中國版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這是張季鸞一生自豪的(相信沒有人會對今日的《大公報》或《人民日報》自豪)。1941年4月,即張季鸞病逝前數月,《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的榮譽獎章,這是首次有中國媒體獲得這項殊榮,之前全亞洲也只有日本《讀賣新聞》和印度《時報》上榜。

對方來函稱許「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當時美國尚未參戰,美國傳媒界如此看重《大公報》,更顯得是專業判斷。這榮銜,正是張季鸞一生自豪的第三件寶,甚至今天天天批判外國勢力的《奪舍大公報》,也依然恬不知恥地強調這個「洋獎」。

得到國際聲譽,自然也令《大公報》進一步成為中國知識份子旗艦,而背後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可能是共產主義,而是自由主義。張季鸞對此也直認不違:「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自由主義,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

對中共而言,把《大公報》對中間派、知識份子的號召力「奪舍」過來,就像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八大民主黨派」一樣,都是為了「清一色入面的五光十色」當擺設。但擺設是後來的事:不能排除1949年時,不少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看見「民主黨派」、《大公報》等紛紛留在大陸、歌頌中共,而不知道他們已被「奪舍」,還以為是從前那樣子,結果受騙回國、留國,下場相當悲慘。

為甚麼中共在香港過渡期刻意籠絡「第一知識份子報章」《明報》查良鏞(他也是《大公報》出身,目睹整個《大公報》被「奪舍」過程),為甚麼在所謂「二次回歸」重點處理《蘋果日報》、希望奪其舍而失敗,都是根據同一劇本。

參考:

  •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 李金銓著:《回顧《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51-2015090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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