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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曾經來過香港,也曾在國際關係扮演微妙角色,這一筆很應該存放歷史。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僵持不下的膠著階段,中日兩國都消耗甚鉅,其實雙方皆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或起碼嘗試buy time,就像今天的烏克蘭戰爭,雙方也是天天談判,只是以勝利史觀回望過去,才會把一切對日接觸看作「漢奸行為」。當時日本針對國民黨高層誘降,最終以汪精衛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只是退而求其次,頭號爭取對象自然是留日的蔣介石。而蔣介石也曾試探式的派出幾路人馬,在當時還未淪陷的中立地區香港和日本接觸,秘密談判。

張季鸞是報人,留學日本、精通日語、熟稔日本社會,深得蔣介石信任,又是非官方身份,正好派上用場。從1938 年1月起,張季鸞即受蔣介石派遣,到上海從事所謂「對敵運用」,其實就是負責從日方收風、放風,後來又參加蔣介石的外交謀劃、國際宣傳和對日秘密談判,成為蔣的高級智囊。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到八十年代,《大公報》被中共奪舍後,也是在香港負責對國際收風、放風的角色。

1940年7月2日,蔣介石收到張季鸞的報告,當日日記提醒自己注意研究「敵閥求和之誠偽」。幾天後,蔣復函張季鸞,指示談判機宜,這些都在楊天石研究的《蔣介石日記》有詳細解讀。當時日記云:

「敵方間接求和之心雖切,然其方法與政策,仍毫無變更。我應囑季鸞以最低限度轉示之:甲、談政策,不談條件。乙、談情感與利害而不談權利、得失;丙、對於中國人心之得失,應令特別注意蘇俄對華之宣言(放棄在華特權);丁、放棄北平至山海關駐兵權;戊、漢口租界提前取消。己、內河航權應取消。庚、青島與海南島完全交還。辛、熱河先行交還。壬、東三省問題、借用港口問題、東亞聯盟問題,待和平完全恢復,撤兵完全實行後再談。癸、天津與上海租界定期交還。子、保障問題。丑、撤兵手續,平綏路、張家口與歸綏一帶,必須在第一期撤完。」

這一時期,蔣介石大概每個月都會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條求和消息。為了確定談判底牌,蔣介石命張群等人起草文件,參加者有張季鸞、陳佈雷等人,可見張季鸞當時處於最高權力核心(或核心的外圍)。8月下旬,文件定稿,題稱《處理敵我關係之基本綱領》,該文包括《建國原則》、《對敵策略》、《平和條件》等內容,其《對敵策略》總原則為:「保衛國家獨立、民族自由,而作戰媾和之實際策略以度德量力為依歸」。

8月25日,蔣介石再與張季鸞談話面授機宜,日記云:

「和戰要點:一、打破敵國侵略滅華政策;二、消滅敵人優越奴華心理;三、恢復中國獨立自由地位。和戰方針:甲、以基本條件為標準;乙、以不失時機為要旨;丙、國際期待為下策。」

26日日記再云:

「一、我有實力可恃,不患其違約。二、我有根據地存在,不患其和議決裂。三、敵人有求於我,國際上、地理上、經濟上、軍事上,皆非我合作不可。四、敵有懼於我。甲、領袖權威。乙、革命精神。丙、三民主義。」

29 日,蔣介石再次與張季鸞、陳佈雷會晤,擬定「最低限度」條件,指示交涉時,應持堅決態度,「對條件不可遷就」。一輪佈置之後,31日,張季鸞終於飛到香港。

但是,也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又改變主意,日記云:「敵寇時時以日、滿、支名詞為對象,如何而望其徹悟與和平?我國損害傷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輕易言和?」9月1日,蔣介石命陳佈雷起草致張季鸞函,有所指示;陳因當日沒有飛港班機,改發短電。陳電今不可見,但 9 月 2 日張季鸞復函云:「在未得尊電前,即決定不與和某見面。」可見,陳電內容要張不與和對方會晤。7 日,蔣介石乾脆命陳佈雷致函張季鸞,要他從香港回來。

當時日方的和談項目,就是著名的「桐工作」,代表日方的是軍部代表和知鷹二。

張季鸞 8月31日抵達香港後,這相信是張家(也可說包括我們家)和香港結緣的起點。當時他得悉「桐工作」有關情況,即感到日方「愚昧凌亂」,「可決其今後無大的作為」。此前,日方曾告訴張季鸞,說日本政府將收回軍方的對華談判權,另作準備,又托人帶話,說東京只主張內蒙暫駐少數兵員,其他無大問題。

9月1日,張季鸞召見和知鷹二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轉告對方:日本政府如準備自辦對華交涉,「須徹底覺悟,重新檢討」,「必須互相承認為絕對平等的獨立國家」,「凡不合此義者,概不必來嘗試,勸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見面」,「中國是不許任何地方駐兵,不許任何地方特殊化的。」這些,自然都是遵照蔣介石的底線傳訊。

此後,張季鸞嘗試利用「桐工作」,嘗試製造日本內部矛盾,同時則抬高身價,以委員長代表身份,拒不與只代表軍部的和知見面。9月3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東京敵總部之新意見,決不與之見面。」次日,和知離港,返回東京,張季鸞命何以之電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誠意委託不必再來;不是日本誠意改變對華政策,誠意謀真正之和平,則不可接受委託。要之,與弟何時見面並不重要,日政府苟無真正誠意,見我何用!」

儘管張季鸞拒絕與和知見面,但是,他內心還是希望繼續與日方秘密談判。9月17日,何以之面見張季鸞,告以和知來電稱:已於 9月10 日在福岡會見東京要員,偕飛南京,與侵華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協商,決定以和知、板垣為核心,辦理對華交涉,將再飛東京,取得正式委託,然後南來。同日,張致函陳佈雷,要求代為向蔣請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見」。

17 日,蔣指示可「在港靜候」。但是,蔣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記云:「和知求和遷延之原因,其必待敵軍侵越時來見有所要脅。」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對張季鸞等「無方而好事」的批評。同日,陳佈雷即致函張季鸞,要他結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過,張季鸞仍有自己的想法,希望「試驗」日方和談誠意的真偽。

23日,張季鸞致陳佈雷函云:「對今後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為判斷局勢之第一關鍵,在看是否以敵大本營之名義來開正式交涉,果來交涉,即當認定其有若干誠意……蓋既來交涉,則為承認是國家與國家間之正式議和,一也;漢奸當然取消,二也。」可以看出,張季鸞與陳佈雷的「微有不同」在於,張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誠意」,而陳則相反;顯然,陳的態度反映蔣介石的觀點。

9月24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表示遵囑結束在港工作。25日,張季鸞與何以之「最後晤面」,告以一兩月之內,如東京確有正式講和誠意,許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當「拚其最後之信用」,轉達一次。談話中,張季鸞按照陳佈雷來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講和,須有與中國建立平等「新國交」的決心,承認偽滿、中日聯盟等要求,萬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轉達。

9月27日,張季鸞致函陳佈雷,確認日方無和談誠意,承認蔣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來之懸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斷有誤,幸行動上未演成錯誤,一切處理尚近於明快,此則近年特受委員長之訓練,得不至拖泥帶水,就弟個人論,誠幸事也。」10月4日,張季鸞回到重慶,其精心準備的與和談計劃,終於成為廢案。自此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才正式成為日本在華的單一最高代理人。

參考:

  • 邵銘煌著:《和比戰難?八年抗戰的暗流》,台北:政治大學,2017年。
  • 楊天石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台北:三聯,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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