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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成為《真・大公報》總編輯之前,已經在民國文壇打響名堂,而他成為總編輯後,《大公報》一度充滿國際視野,特別是在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日關係,享有不少發言權,這一切都和張季鸞的知日背景有關。

張季鸞自幼失怙恃,在大儒劉古愚教導下,16歲時到省城西安考試,受學台沈衛賞識,這位沈衛有一位叔叔名叫沈鈞儒,也很欣賞張季鸞,後來沈鈞儒成為民國中間派「救國會」領導人,1949年後成為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在沈氏叔侄鼓勵、保舉下,張季鸞在1905年考選留日學生獲錄取,在當時34個陝西留日學生中年紀最輕,得官費到日本,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攻讀經濟學。

張季鸞前後留日五年,對日本的歷史、政治、思想、文化等,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的社會思潮、風土人情特別有研究,回國後成了公然的「知日通」,這在當時社會是很吃得開的標籤。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令他覺得開啟民智,是救國首要之事。當時有日本學者評價,指留日學生中以張季鸞和戴天仇的日文,最為流利。

當時中國的「進步青年」大量留日,這是一代精英非常重要的社會網絡,和張季鸞合辦《大公報》的吳鼎昌、胡政之,就都是留學日本的同窗。在東京時,張季鸞是留日學生中頗負名氣的文人,已經有辦報經驗。他和留日陝籍名人井勿幕、康心孚等,共同創辦反清革命刊物《夏聲》,張季鸞任編輯,是為其漫長新聞事業的啟始。

後來在《大公報》,張季鸞的不少社論都重點分析日本政策和外交,這是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由於他精通日語,也令《大公報》成為中日民間外交的陣地之一。《大公報》在被中共「奪舍」前地位舉足輕重,除了因為尊重言論自由、海納百川,國際視野、日本觸角也是一大原因。因為這些淵源,八年抗戰期間,張季鸞甚至曾經受蔣介石委託,進行若干對日秘密談判和摸底,這也令《大公報》擁有了更多內幕資源。

1949年《大公報》被「奪舍」後,香港《大公報》其實也繼承了不少南來文人的國際關係人才,這在當時香港,儘管立場已經一邊倒,但單論國際視野,陣容依然無出其右。其中在報內繼承張季鸞「知日」道統的,包括後來做到副總編輯的曹驥雲,也就是香港名作家陶傑的父親。

參考: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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