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42】清末民初的日本網絡：張季鸞作為日本通，與《大公報》的「知日」本錢 (Patreon)

張季鸞成為《真・大公報》總編輯之前，已經在民國文壇打響名堂，而他成為總編輯後，《大公報》一度充滿國際視野，特別是在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日關係，享有不少發言權，這一切都和張季鸞的知日背景有關。

張季鸞自幼失怙恃，在大儒劉古愚教導下，16歲時到省城西安考試，受學台沈衛賞識，這位沈衛有一位叔叔名叫沈鈞儒，也很欣賞張季鸞，後來沈鈞儒成為民國中間派「救國會」領導人，1949年後成為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在沈氏叔侄鼓勵、保舉下，張季鸞在1905年考選留日學生獲錄取，在當時34個陝西留日學生中年紀最輕，得官費到日本，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攻讀經濟學。

張季鸞前後留日五年，對日本的歷史、政治、思想、文化等，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的社會思潮、風土人情特別有研究，回國後成了公然的「知日通」，這在當時社會是很吃得開的標籤。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令他覺得開啟民智，是救國首要之事。當時有日本學者評價，指留日學生中以張季鸞和戴天仇的日文，最為流利。

當時中國的「進步青年」大量留日，這是一代精英非常重要的社會網絡，和張季鸞合辦《大公報》的吳鼎昌、胡政之，就都是留學日本的同窗。在東京時，張季鸞是留日學生中頗負名氣的文人，已經有辦報經驗。他和留日陝籍名人井勿幕、康心孚等，共同創辦反清革命刊物《夏聲》，張季鸞任編輯，是為其漫長新聞事業的啟始。

後來在《大公報》，張季鸞的不少社論都重點分析日本政策和外交，這是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由於他精通日語，也令《大公報》成為中日民間外交的陣地之一。《大公報》在被中共「奪舍」前地位舉足輕重，除了因為尊重言論自由、海納百川，國際視野、日本觸角也是一大原因。因為這些淵源，八年抗戰期間，張季鸞甚至曾經受蔣介石委託，進行若干對日秘密談判和摸底，這也令《大公報》擁有了更多內幕資源。

1949年《大公報》被「奪舍」後，香港《大公報》其實也繼承了不少南來文人的國際關係人才，這在當時香港，儘管立場已經一邊倒，但單論國際視野，陣容依然無出其右。其中在報內繼承張季鸞「知日」道統的，包括後來做到副總編輯的曹驥雲，也就是香港名作家陶傑的父親。

參考：

⏺李偉著：《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台北：獨立作家，2016年。
⏺蔡曉濱著：《中國報人》，台北：秀威資訊，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