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40】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傑」如何頂手《大公報》，成為「民國第一」民辦報紙？ (Patreon)

雖然民國時代的《大公報》曾被皖系軍閥奪舍，但當時的軍閥畢竟比起共產黨更有人文精神，例如段祺瑞政府處理五四運動就遠比中共鎮壓學運克制，《大公報》的品牌並未像今天那樣被徹底毀滅。而且這段歷史，也能順利過渡到下一階段，因為皖系白手套王郅隆購入《大公報》後委任的總編輯胡政之，確是一個能人，而且是有心人。

胡政之是留日學生，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法律，回國後在文壇打響名堂，被王郅隆賞識，在「皖系大公報」被委予重任。這段期間他的得意之作，就是在1918年親訪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成為唯一的與會記者。對德宣戰是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得意之作，中國當時以「戰勝國」身份出席和會，雖然因為山東問題不歡而散，但畢竟是在國際舞台得到平起平坐地位，而作為「皖系大外宣」的胡政之得以代表中國傳媒現場採訪，自然受惠於這些關係。

王郅隆死於1923年，《大公報》到了1926年彈盡糧絕要倒閉，作為總編輯的胡政之心有不甘，希望自己頂手接下來，但又缺乏資本，於是想到他留學日本時代的兩個舊同學。其中一人就是張季鸞，當時也是在民國文壇打響了名堂，另一人是資本家吳鼎昌，錢就是來自他。

吳鼎昌是浙江人，清末廢除科舉前曾考中華陽縣秀才，留學日本是官費出國，與自費留日的胡政之不同。辛亥革命後，他受同樣留日的孫中山賞識，獲委派籌備中國銀行，從此成為民國大亨，更曾被段褀瑞任命為財政次長兼任天津造幣廠廠長，攫取了大量財富。但吳鼎昌與王郅隆不同，並非皖系死忠，雖然也因為皖系倒台而受牽連，但很快東山再起。吳鼎昌曾說：「我平生有三大願：一是辦一張報紙，二是辦一個儲蓄會，抵制外國人辦的儲蓄會，三是辦一個國際性的大旅社，接待來華外國客人。」但到了最後，他在1935年起，陸續被蔣介石委任為實業部部長、貴州省政府主席、總統府秘書長等要職，更有上將軍銜，絕對是「黨國要人」。

胡政之找到吳鼎昌、張季鸞接手《大公報》，可算各取所需。這次頂手，最主要出資的自然是有財有勢的吳鼎昌，當時他拿出五萬元，用「新記公司」名義接辦《大公報》，並強調不發外股，而另外二人則獲發乾股（「勞力股」）。自此吳鼎昌作為大老闆，出任《大公報》社長，老臣子胡政之改任總經理，負責營運管理，文筆更勝一籌的張季鸞出任總編輯，後二人月薪三百元，特別註明「不能再兼任何外職」。

三人只用了一年，就將《大公報》轉虧為盈。十年後，擴展成天津、上海、重慶、香港四館，發行量20萬份，在1949年前，屬於民國最有影響力的民間報紙。吳鼎昌作為黨國要人，但出資後基本上沒有影響《大公報》立場，任由張季鸞作為總編輯決定辦報基本方針。然而在中共眼中，雖然對那時代的《大公報》予以統戰，但以我聽一些前輩提及，根據共產黨「誰出錢誰就是老闆」的一條辮思想，從不相信有「言論自由」這回事，其實一直認定《大公報》是「灰線國民黨黨報」，以迂迴方式為國民黨做「軟性大外宣」，對吳鼎昌尤其不信任。

這三頭馬車共同令《大公報》風光了15年，直到1941年，張季鸞肺病在重慶逝世。1948年年底，吳鼎昌知道國民黨江河日下，決意離去，在《大公報》刊出啟事退出董事局，暗地將財產陸續轉移到香港，後來資產包括《大公報》股份還是被中共全部充公，1950年在香港病逝。胡政之則在1949年4月，即上海淪陷 / 解放前夕病逝當地，死前接替張季鸞的總編輯王芸生告知他《大公報》即將投共的訊息。自此，《大公報》被全面「奪舍」，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