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28】廣東批鬥「地方主義」借古知今：東江縱隊開創者、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的悲劇 (Patreon)

從前分享過這個故事，由於背景和祖父家族在廣東被鬥地主有關，也和中共建政後批鬥「廣東地方主義」有關，對今日香港很有參考價值，值得再說一次。

故事主角古大存是廣東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內部「廣東幫」龍頭，長期擔任東江游擊隊領袖，威望僅次於位列十大元帥的廣東人葉劍英。他在中共建國後歷任廣東省副主席、省委書記，1957年被「整」、被打倒，1966年文革時又被陪鬥，不久死於廣州。與此同時，資歷相近的老牌廣東土共也一律被打倒，包括曾任香港分局書記（今天中聯辦老前輩）的元老方方，和被派駐海南島的馮伯駒。

《古大存沉冤錄》的作者楊立也是中共高幹，文革後任廣東省副省長，早年曾當古大存秘書，出版這本書，就是為老上司抱不平。剔除一些中共術語、好些過份瑣碎的私人恩怨，本書是了解「國際土共政治」的上乘作品，因為點出了一個有趣的框架：「反地方主義」。

甚麼是「地方主義」？根據字面解釋，不外乎扞衛本土利益、警惕外來威脅，有時涉及對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的不同身份認同，近年香港鬧得沸沸揚揚的「本土主義」，也可是例子之一。問題是甚麼是健康的「愛地方愛國家」、甚麼是要打倒的「地方主義」，卻不可能有劃一定義。

古大存下台，導火線是「執行土地改革不力」，沒有令廣東「人心回歸」、「人心革命」，對「前朝餘孽」過份手軟，於是哪怕他根正苗紅、思想忠誠，還是被批評為不夠「左」。本來左不左、右不右可以是純粹執行問題，但配合到廣東的特殊性，卻忽然成了「地方主義」。

為什麼古大存「執行土改不力」？

《沉冤錄》介紹，這並非一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舊廣東土共群的共識，「路線」還是由葉劍英親自制定。當時葉劍英提出七點「廣東獨特論」，抗衡國內其他地方的過激土改，主要內容是認為不少廣東「地主」都是海歸華僑、港澳同胞、「進步民主人士」，基於種種原因，才有了「地主」身份；一些則是本地賢達以「地主」身份掩護愛國活動、或從事教育事務。假如一刀切將他們打倒、房產充公，不但不公平，也會造成本地精英大反彈。

但在國內其他領導看來，這是「過份偏袒廣東利益」，認為廣東土共對敵人不夠狠、對「人民」不夠溫暖。他們認為，廣東土共在多年潛伏、抗戰期間，都是靠同情他們的社會賢達、地方土豪掩護，有些甚至是「雙面政權」，到了人民「當家作主」後，基於上述歷史聯繫、和「外國勢力」的海外聯繫，不可能能下得了手執行新政。而且廣東在國民黨時代，長期是不同軍閥管治的「半獨立政治實體」，早有分離主義傾向。

因此，毛澤東認為必須由外省調派年青能幹的幹部前來整頓，取締本省人，再安排「新廣東人」為副手，才是革命之路。在這些理據下，毛澤東親自拍板批判廣東「地方主義」，連葉劍英也要自我檢討，改派陶鑄、趙紫陽到廣東擔任新領導。陶鑄到任後雷厲風行搞土改，扶植「新群眾領袖」，和「廣東舊土共」鬧得很不愉快，古大存最終被當作「廣東地方主義」領袖，被扣上「馮伯駒古大存反黨聯盟」罪名，徹底打倒。

所謂「反地方主義」自然不是廣東獨有，在其他共黨統治的國家、地方，因為其先天的中央集權性質，一直是永恆的議題。過程中，被開刀的往往是紮根本地的資深土共，因為他們在資深黨員當中有影響力，但相對於外來者和新貴，大多屬於傳統精英階層，確實和「前朝餘孽」關係較好，往往會從他們的「本土經驗主義」，去判斷「上方新政策」能否順利落實。

但在中共最高層眼中，一個地方的政策能否順利落實，卻不應見樹不見林、拘泥於一時三刻的反彈，因為「新政」本來就是為了改造一個地方的精英階層、協助「群眾」產生「新領袖」（也就是表現「進步」的群眾領袖，加上一些原來的次級精英）改造社會；假如一地的主流精英不分左中右集體反彈，正正說明了這個地方存在凌駕階級的「地方主義」問題。

「反地方主義」假如是一個適用於中外共黨的框架，那又有甚麼一般性結局？不少舊香港傳統精英、「愛國」人士相信，一時三刻的過激政策終會修正，不要過份緊張，正如古大存最終也被完全平反，陶鑄遺孀公開承認當年「是不對的」，代亡夫向古大存家屬「表示歉意」。不少激進人士，則深信地方主義始終是政權的隱憂，「寧左勿右」，必須時刻保持警惕。

然而，他們都是對的，但也都是錯的。

其實很簡單：對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打擊和前朝政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地方舊精英（包括「土共」）、扶植新精英，是鞏固政權的必要途徑。但另一方面，中央也深明地方勢力不可能連根拔起，即使拔了，新貴也早晚變成「新地方主義」，因此對那些長期忠誠、道德相對單純的舊土共，又會在他們元氣大傷後拿回來「回復名譽」、放到位高權不重之處，以保持平衡。那時候，他們的「地方主義」，就變回「愛地方愛國家」，個別民憤特大的過激人士，則被拿來開刀撫慰人心，直到下一波循環出現，週而復始。

這些都是歷史，也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