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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在皇仁書院讀中六期間,也就是六七暴動之後那一年,成立了校內的扶輪社 (Interact Club),由國際扶輪社 (Rotary Club) 直接贊助。這大概和當時港英一方希望儘快加深拉攏精英學生和平民百姓有關,而避免基層服務再倒向左派陣營。而這大概也是他打通國際視野的關鍵一步。

當年的扶輪社不只是代表校內同學「服務社會」,似乎也是政府形象工程的一部份,所以工作很多。四叔記得搞過的項目,包括校內收集寒衣、及派發到大坑木屋區;捐錢到某區圖書館;替社會福利署在香港仔的弱能人士(當時是這樣叫)醫院興建溜冰場及圍欄,等等。這些本來都是左派工聯會的「勢力範圍」,直到六七後,港英明白其實暴動早期的「民生階段」是有一定民意支持,於是加緊推行社會福利,也通過年青人去深耕細作,這些自然都只是冰山一角。

四叔說作為搞手,另一個主要工作是籌款。他印象最深的是搞了一個籌款晚會,因為有當時的紅星坐鎮,而轟動一時。問他究竟請到哪些明星,他說最紅的有當時得令的森森、斑斑姊妹花(坦白說我不知道她們當時的當紅程度),也有學生時代、未全港成名的羅文和他的樂隊「Roman and the Four Steps」(羅文今天家傳戶曉,但 the Four Steps就真的不知道),至於壓軸抽獎嘉賓是電視藝員「龍影」(真的沒有聽過,他說是當時很紅的節目主持人,但息影多年,沒有人在互聯網為她立傳)。無論如何,這反映了一個大時代的危機管理模式,如何結合學生結社自由的自主性,這種管理手法,就不是某種政權所能理解的。

反送中運動之後,有親北京人士認為,一切可以照抄六七暴動之後的港英處理手法,反過來重做一次,「重組歷史,推倒重來」。這是典型的「橘逾淮而為枳」:港英從不懷疑由下而上的價值和功能,也從不偏離小政府之道,而且有權不會用盡,就算是六七之後,也沒有封殺《文匯報》和《大公報》(香港人看不看是另一回事),更鼓勵左派中人專心搵錢發達,從沒有甚麼「鋭實力」的霸道。但某種政權卻有變態的不安全感,只懂得懷疑一切,控制一切。會有何種結局,大可走著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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