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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的中學和我父親與其他幾兄弟一樣,都是皇仁書院渡過,然後也是和幾兄弟一樣,都在香港大學本科畢業(說來他們五人都是港大畢業生)。不過我父親在六七暴動期間,正在英國讀博士,避過了香港最瘋狂的一頁,但其他幾位就在求學期間親歷這一切。

六七暴動那年,雖然學校沒有停課(除了左校中華中學因為爆炸案被封),但授課自然一定有受影響。我的四叔是六七暴動時的會考生,大概就像2020、2021年的DSE考生一樣,百般滋味在心頭之餘,也經常要面對突發挑戰,這些日後會再談。

此外,據說當時一些中學校長都有報警拘捕校內學生,不少學生也因為捲入其中而長期消失。還有記得聽曾鈺成說過,本來他們那一邊的陣營以為香港「解放」在即,也就是考試再無必要,於是都放棄了溫習,以為「形勢一片大好」。怎知道最終「革命」失敗,公開試還是要考,只能臨急抱佛腳,不少人就這樣大幅度落後他人,被逼改變了跑道。

至於大學生,則是另一回事。

那年是三叔的大學final year,他的家庭屬於另一陣營,受的影響則是另一種,即父母擔驚受怕、擔心六七暴徒失控,從而要求孩子小心出入。他記得那段時候要戒嚴,他回學校打橋牌後試過走不了、回不了家,在草木皆兵的時代,家人自然非常擔心。

不過六七暴動對他這一代人更大的影響,還是經濟蕭條的即時後遺症,直接影響了工作機會。

三叔1968年港大畢業,唸的是土木工程系,他的首選是進入香港政府當工程師。而那時候的港大畢業生都是尖子,土木工程系的對口工作就那麼幾份,本來以為順理成章。但六七暴動令各行各業都未能恢復,政府翌年大幅減少招募人手,於是他只能找「替代工作」。

六七暴動之後,大學生最理想的「百搭」工種,除了公務員,居然就是教師。他說當時一般工程相關工作的月薪只有港幣$700-800,但中學老師卻居然是雙倍的港幣$1500,因為政府會在學校的正式薪金(約$1150)之上再補貼幾百元,作為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的措施。所以他雖然從來沒有想過教書,卻也暫時執過教鞭,並意外認識了另一個圈子的人。

人生際遇無常,十多年後,他還是進入了政府這個職系,仕途終點也到了首長級,之前卻平白多了十年有趣的人生經驗,這就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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