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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是否可以團結對抗中國的「銳實力」挑戰?不少人感到不樂觀。不要說今天中國市場已經成功拉攏大部份國家的權貴資本階層,就算是中國一窮二白之時,歐洲國家也會為了宣示自己不是美國的附庸,而不惜以拉攏中國為「獨立自主」姿態。這方面的最好例子,自然是法國。

大躍進之後的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法國成為第一個與中國發展完全外交關係的主要西方國家。當時正值冷戰高峰期,法國戴高樂政府與中國建交的決定,正面破壞圍堵政策,引來美國強烈不滿。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一直與法國第四共和(1946-58)眉來眼去,但由於法國在1950年代一方面深陷印度支那戰爭,另一方面又要應付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外交上焦頭爛額,才使得法中建交一事一直沒有完成埋門一腳。

但即使如此,中法兩國在這段期間,仍有不少官方和民間的交往。早在1954年6月,法國前總理兼外長弗朗斯(Pierre Mendès France)便與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在瑞士首都Bern會面,根據史料記載,那時候兩國首次正式談及建交議題。而在「民間」方面,法國的法新社和中國的官媒新華社在1957年簽訂交流合作協議,互派記者,撰寫兩國「非典型外交關係」的新篇章。

同年6月,中國外交學會邀請法國前總理富爾(Edgar-Jean Faure)夫婦訪問中國,富爾回國後,將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回晤、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蛇與龜》(Le Serpent et la Tortue)一書。《蛇與龜》以備忘錄形式呈現,富爾在書中大膽勸告西方大國應承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此書在1958年於紐約出版時,亦在美國引起了轟動。富爾在1963年再度出訪中國,攜戴高樂親筆信,與中方就兩國建交的具體問題進行談判,當時已經是總統權力大增的第五共和時代。或許是對美國還是有所顧忌之故,富爾一路上亦到訪了柬埔寨、印度等國家,以作掩飾。富爾在次年年初接受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採訪,明確表示這次出訪是得到法國官方首肯。

美國察覺到中法兩國越走越近時,亦嘗試對後者施加壓力,指「法國的決定與美國的利益有直接衝突」,但最終的結果是法國抵住美國施壓,全面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引起美國強烈不滿。戴高樂在中法建交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歷史悠久,中國人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將來有廣闊前途」,與中國建交的「理由和意義顯而易見」。兩國建交後,中華民國外交部先是提出抗議,表明反對「兩個中國」,但在一個月內亦按照「漢賊不兩立」的原則與法國斷交,令現在中共強調的「一中原則」有了重要佐證。

戴高樂當時的計算,主要是外交上不能再被看作美國附庸。他作為強烈民族主義者,之後又帶領法國退出北約的軍事指揮機構,把法國境內的北約部隊送走,同時強化法德歐洲核心、卻多次否決和美國關係密切的英國加入,都是為了「讓歐洲再次強大」。他也開啟了對獨裁者寬容、只講求法國利益的先例,力主和前法屬殖民地的獨裁領袖建立緊密關係,以法語文化和經濟貿易實利拉攏他們,不講求價值觀、也不理會美國的地緣政治政策。

這些戴高樂主義精神遺產,到了今日中國強大起來後,依然完全適用,也令法國談及未來會否改變對華政策時,擁有特別多的阻力。這還只是說戴高樂這樣的右派;此外法國還是「左膠大本營」,堅持以「解殖」角度閱讀中國崛起的大有人在。「雙劍合璧」,就有了今日對華政策雛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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