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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期間,大概是五月某一夜,父母房間傳來爭吵聲。大意是父親對母親說:這事黑白分明,不可能覺得學生有任何不對;母親大意是說,支持他們爭取民主,但擔心太激烈就有反效果。

父親有參與當時的遊行,母親沒有。

六四開槍前夕,父親哭了很久。

那次香港的過百萬人遊行,創造了全球歷史,加上滂沱大雨,更見奇蹟。母親連我父親出去遊行也很擔心,as if 街上就有坦克車出現。那時候,遊行示威並非香港的常態,中產尤其政治冷感。,誰都知道,出了大事。

那時候,小學四年級的我,寫了一篇長篇日記,得到很高分,就是當時心情的寫照。當時小學生不少都掛上黑色絲帶上學作悼念,我也有掛。母親說不好,父親說讓我自己決定。

諷刺的是,六四之後,非常渴望移民的卻是母親。而我從來覺得,他們的不同立場,很大程度上,只是風險接受能力的差別,與及對政權的恐懼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投放出來的差別。

六四期間,大量人都衝破了心理關口,包括幾乎全體愛國陣營中人。他們有些從此脫離了那個體系,包括程翔、劉銳紹,某程度上包括許家屯,但更多還是走回去。

我小學時的結論是:父母對這個政權不擇手段、無底線的恐怖性質,並無任何不同研判,只是怎樣和它相處,在不同時候,會有不同看法,和因應當刻處境的行動。

其實這一點共識,已經很難得,相信也是他們相處的最大公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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