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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一個來自親國民黨英國化家庭的民主派男博士,是怎樣認識一個愛國家庭女子並,最終結成夫婦的?我其實也不太清楚父母認識的故事,他們一貫不會直接和我和盤托出。不過以我不同記憶拼湊,相信全貌八九不離十。

之前說過,父親一方面很認同英式民主制度,不接受極權那一套,經常開母親工作的機構玩笑。但同時和他同代「大中華膠」一樣,對「中國」這概念,有很強的情感。他回香港的時候,正值六七暴動之後幾年,百廢待興,港英政府急速開放社會,大學校園的各種思潮、學生運動此起彼落(現在是剛好完整把一切破壞掉),「認中關社」是其中一個時尚。七十年代的港大學生,例如「青年李永達」、「青年鄭月娥」等,雖然最終走向完全對立,但當時都是一起「認識祖國」的好同學。父親作為同期港大的青年老師(他很年輕完成博士學位),自然也受同一思潮影響,而且機會更多。

在七十年代,他和同系同事們曾獲邀參觀當時一窮二白的大陸。記得他曾對我說,他第一次到大陸的時候,正是文革中後期,當時大概是林彪身亡後、王洪文還未成為國家副主席之際,局勢混沌不明。雖然他是「大中華膠」,但那時候的感覺,就像我第一次到北韓的獵奇感覺一樣,對那些堆砌出來的大外宣覺得很可笑,而且漏洞百出,自然也沒有覺得「社會主義祖國」比「萬惡港英殖民政府」更有「制度優越感」。

他說當時大部份參觀過文革期間大陸的學者,都是類似觀感,但假如沒有表達出「應有的積極性」,就會從貴賓名單慢慢被delisted。他說他到過一兩次之後,大概「表現不好」,加上不愛應酬(他這方面的不愛應酬比我更嚴重萬倍),之後就沒有再收到VIP邀請。他對我說過,當時願意「投共」的人很少,假如有港大教授願意投共,會非常受重視,例如當時和他同期的某位S教授,就是這樣的原因被奪舍,成了多年人大代表。他笑說後來連大學校長都排隊投共,門檻高了很多,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有趣的是,在這個旅程,父親卻另有收穫,就是認識了一個《大公報》英文版(負責和高級知識份子溝通)的女記者,也就是我的母親。雖然他們的家庭背景、學術專業、人生態度、思考方式都是南轅北轍,但就這樣,有了交往。我長大後,自然好奇想過,「究竟他們是怎樣開始」這問題。特別是以父親的家庭背景,和母親這樣的家庭背景交往,早期一定受過不少壓力。

不過看過母親年輕時清秀天然美白照片後,就明白很多事情,答案其實很簡單。假如她外表像我太太這種「智慧型」,肯定就不會有我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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