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097】港大校長為何由人文科學轉向理工科？ (Patreon)

昨天談及，父親在港大期間，經歷了樂品淳、黃麗松、王賡武、鄭耀宗、鄭耀宗辭職後acting的戴義安、以及徐立之六任校長。而香港大學成立初年，那幾位英國籍校長大多是人文學科、法學教授之類，但在王賡武之後，直到今天的張翔，都沒有再出現過文科人校長。中文大學方面，雖然新亞書院由錢穆、唐君毅等一群南來文人創立，但近年中大校長在經濟學者劉遵義以外，也是由理工科主導。

同一趨勢，也是符合中國大陸國情。

這背後的原因也許很簡單，首先是資源問題。錢穆、唐君毅的年代，大學籌款遠遠沒有今天那樣流水作業，而今天校長的主要KPI，就是籌款。理工科的籌款能力，據說遠高於人文學科，實驗室之類需要的開支固然很大，但潛在回報也很大，「人文學科不懂籌款」這個迷思，在華人大學官僚眼中已經根深蒂固。而且大學要拿「業績」，理工科的期刊數目，也比較容易量產，繼而「資源增值」，也比較容易。

另一方面，人文學科的教授很難完全抽離於政治、社會，就算願意配合政權，也難免捲入更多麻煩。例如一個法學教授當校長，假如在今日「新香港」，很難迴避是否（或只能是「怎樣」）支持國安法這一類問題；但製造太空衣的張翔教授，就可以大安旨意照稿讀，並推說自己「不懂政治」。在中國大陸，容許人文學科的教授當一把手也不常見，不過已經「完善」了幾十年，才不大明顯而已。

但在西方世界，卻幾乎相反，或起碼不會有顧忌。以我讀過的學校為例，牛津大學現任校長Louise Mary Richardson是政治學者，專長是研究恐怖主義，而大家也會記得彭定康曾出任牛津大學校監。耶魯大學現任校長Peter Salovey是社會心理學家，以研究「情商」馳名。他們也要籌款，也要八面玲瓏，但到了關鍵時刻，不可能違背核心價值。

父親任教港大幾十年，不時慨嘆大學的人情味越來越薄弱，由最初真正的大家庭，變成近年流水作業、人來人往的學店。我想，進入大學工作之前，這也是令我對學界憧憬早就沒有感覺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