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085】父親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劇：英國典章制度和中國人身份認同有衝突時，怎辦？ (Patreon)

父親是六七暴動之前已經離開香港的；回來後的香港，則是港英開始進入「黃金十年」的時期。這段英國留學經歷，似乎令他不知不覺間多了不少英式習性，也令我從小到大以為，這是很正常、乃至必須有的生活態度。

例如下午茶，我從前以為是理所當然的；English tea對父親來說，似乎是一段回憶；英國人的學會（例如「皇家」工程師學會）、典章制度，從前是我們認識的唯一有含金量的制度；潛意識也覺得英國的教育、音樂、文化，甚至比美國的正宗。

但這並非今天中共愛國主義宣傳的所謂「奴化教育」。

英國人當時並非要香港人成為英國人；恰恰相反，他們很避免完全同化香港人（大概避免全體香港人都得到居英權），而英國那一套制度，只是希望全球通行。制度能否全球通行，除了基於國力，也將求實用、公平：實踐證明，英國的制度至今依然是全球性的，最容易在不同地方維持相對劃一、客觀的基準。

這和以「搬龍門」為國技、所有法律都是「柔性法律」的某國，處於文明的兩極。而任何接受過英國教育的人，對此都心知肚明。

我父親一生一方面非常崇尚英國人的制度，深信英國的制度遠勝中國，而後來他在香港大學的工作，正是每天圍繞著、「完善」著這些制度而兜轉。他對民主、制度、秩序、法律的所有理解，都是英國式的，而且是最rigid的英國式的。但另一方面，他對自己家庭的identity，卻從不懷疑「首先是中國人」，對這種身份認同，同樣是信仰式的。

當這兩大體系無需正面衝突之時，一切自然相安無事。但到了互為矛盾，就會非常痛苦。這大概就是香港上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劇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