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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印度裔商人、和來自印度的猶太人,一直相當活躍,只是角色經常被忽略而已。

早期印度商人在香港和中國東南部的經濟活動,主要以「家庭網絡」為平台發展,幾個立足香港的印度「世家大族」也隨之湧現。例如印度裔帕西商人J. H. 律敦治於19世紀末隨家庭來港,成立香港啤酒廠,後又大舉投資地產致富。在香港二戰淪陷期間,律敦治家族廣泛救濟在港印度人,J. H. 律敦治和兒子鄧律敦治甚至曾被日軍逮捕入獄。二戰後,J. H. 律敦治又創辦「香港防癆協會」,旨在「不分族裔地服務香港社會」,這些事蹟都為他贏得極高聲譽。他的兒子鄧律敦治同樣熱心服務香港社會,曾任香港立法局議員。

根據Kwok Siu-tong和 Kirti Narain等學者對在港印度商人的研究,除了律敦治,當時更有帕西商人麼地爵士出鉅資贊助成立香港大學,米泰華拉出資創辦九龍小輪公司(天星小輪公司前身),帕西人碧荔、和自印度抵港的猶太人沙遜等,則是匯豐銀行的創立人。時至今日,以這些印度商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建築,已成為香港地標。

二戰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升級,處在印巴動盪地帶的印度裔商人紛紛赴港經商。以信德族為主的印度商人多源自巴基斯坦地區,他們通過廣泛的家庭聯繫進行貿易,迅速發展成為印度商人中的佼佼者。赴港信德族商人中最為矚目的是夏利萊家族。

夏利萊家族早前在廣州從事中美貿易,南下抵港後則從裁縫行業起家,不僅開創了今天為港人熟知的 「the twenty-four-hour suit」,更在地產、酒店和國際貿易方面大舉投資,夏利萊本人在世時已成為香港印度裔首富。20世紀下半頁,信德族裔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在港印度裔貿易商人。1952年,信德族商人在香港創辦了印度商會,延續至今。

當下我們談及印度語與香港關係的時候,目光往往聚焦在印度和香港的雙邊貿易聯繫:據印度政府2014年數據統計,印度近年維持香港第七大貿易夥伴,香港也是印度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 IT、金融和航運業,香港是大量印度專業人才和公司的所在地。正是出於印度與香港緊密的經濟聯繫,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在2010年曾訪問印度,這也是印度與香港近年來最高規格的政治互動。

到了反送中運動期間,印度商會的毛漢「藍變黃又變藍」的故事,正正反映了香港印度裔依然具有統戰價值,不過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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