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書介🇺🇸🇨🇳】中美貿易戰前傳：《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 (Patreon)

中國加入WTO二十年，中美貿易戰亦冰封三尺，除了涉及兩國貿易、科技和宏觀戰略，中國如何以現在的方式崛起，與美國主導數十年的國際金融體系自身問題，也關係至鉅。

冷戰結束後，世貿、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等一力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但促進各國經濟繁榮的許諾，卻轉變為不同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失落，令各國紛紛探索其他發展模式，「中國模式」是箇中佼佼者，而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國，也有類似思維模式。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任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史迪格里茲 (Joesph E. Stiglitz)曾是上述體系局內人，曾任克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對上述體系的問題坦然不諱，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正是針對這些問題的有力回應。他的名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雖然成書十多年，今天回看，依然充滿啟示。

國際經濟組織何以失敗

IMF等國際金融機構介入不同地區經濟危機的政策，以兩大意識型態主導的條件為大前題：需要幫助的政府必須承諾舉行多黨制民主選舉，與及市場經濟自由化，例如大幅削減政府開支，行財政緊縮政策，裁減、精簡和整併國內經濟和金融機構，放鬆對外資的限制，提高利率，推行貿易自由化等等，才能換取貸款，並須接受IMF監督。背後假設是新自由主義的「無形之手」調節機制乃普世價值，所有經濟行為只能靠市場自身的調節而運作，大政府角色基本上屬邪惡，尤其是非民主產生的政府更是必須取締。

然而，史迪格里茲在親身經歷中，卻逐漸發現上述假設忽視了重要一點；在發展中國家、乃至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力量本來就未足以自我調節，而且相當脆弱，任由力量不足的「無形之手」自行運作，只會帶來災難性效果。因此，在這些國家，政府的干預和介入，至少在過渡期是至關重要的。

在史迪格里茲看來，19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風暴，正是典型例子。不論對南韓、泰國、印尼或是其他身陷危機的國家，IMF都不問具體狀況，機械式地推出類似自由化方案，如開放市場、降低政府作用、緊縮財政政策、開放資本帳等，除了令這些國家失去經濟主導權，亦令國內經濟形勢惡化。例如南韓在1997年11月，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580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後，在短短一年內，貨幣大幅貶值，大量企業被外資併購或破產，失業率上漲至7%。南韓在2001年8月提前還清貸款，成為其中一個最早在金融危機恢復的國家，但那三年多被IMF控制的日子，仍被不少南韓人視為國恥。

又如IMF向印尼提供貸款時，提出了苛刻的財政緊縮和經濟改革條件，令印尼盾大幅貶值，觸發通脹飆升。1998年2月，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繫匯率制，亦遭IMF反對，更以撤銷援助威脅。縱使這些國家都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但IMF的負面形象已深入民心。研究IMF的學者博格頓 (James Boughton)有如此名言：「國際貨幣基金已經背負著壞老闆的形象，而且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介入，開始發號施令。」

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局限

史迪格里茲再以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葉利欽治下開始推行休克療法的失敗經驗，指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根本無從幫助俄羅斯由共產主義平穩過渡至資本主義，只會加劇貧富懸殊，令寡頭崛起，貪污橫行，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卻持續下降。縱使IMF在俄羅斯爆發金融危機時持續提供貸款，依然無法阻止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8年8月崩盤。普京後來強勢崛起，一改葉利欽時代的親西方政策，重新中央集權，聲言「讓俄羅斯再次強大」，成為新興民粹領袖的樣板，正是上述背景的產物。

史迪格里茲認為，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最大的局限，乃作為其主要推手的世界銀行、IMF等組織，本身在決策上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經常沒有經過公開討論和修正，就直接推出種種「離地」建議，往往漠視受援助國家的具體狀況和當地民眾意見，弄巧反拙。

2001年，阿根廷爆發的經濟危機為例，指出IMF提供貸款時，要求阿根廷執行嚴厲的「零赤字」財政計劃，而在阿根廷政府無法履行目標時拒絕再提供貸款，令阿根廷陷入破產邊緣，不久失業率急劇上升到25%，直接導致南美整體向左轉，正是IMF高層完全漠視阿根廷國情的副產品。特別是阿根廷曾是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IMF高層對其「自古以來」的了解理應透切，依然以一刀切方式教條化處理，更見制度官僚的僵化。

戴卓爾夫人在冷戰末年，提出所謂「TINA」概念：「there is no alternatives」，指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反映除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別無他途。然而IMF坐大十多年後，新興經濟體卻紛紛尋找「alternatives」，中國外交適時以「沒有任何附設前提」為口號，針對發展中國家政府「無需強迫改變就能獲得援助」的慾望，就逐步成為足以和美國體系比併的新金主。當然，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中國提供貸款的「不設附設條件」，只是說不會像IMF那樣干涉政體運作，而不是說不用付利息、不用抵押品，這都是「一帶一路」的基本理念，這裏不贅。

由於本書涉及時任IMF首席常務副理事費舍爾 (Stan Fischer)等人的個人負評，它雖然被不少大學列入教材，但在財經精英小圈子中相當不受歡迎。時任IMF研究主管洛哥夫 (Kenneth Rogoff)在致史迪格里茲的公開信中，除了反駁後者對基金高層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批評外，也指出在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無能，往往比市場的脆弱無力更甚，因此外部適度的介入乃有其必要。

《經濟學人》對此書的評論更認為作者充斥著對IMF的情緒化批評，應叫作《IMF的許諾與失落》，才更符合實際內容。但越是這樣，史迪格里茲的觀點，卻隨著「中國模式」成功挑戰「華盛頓共識」而成為經典，他更在2014年預言「2015年開始，就會是中國世紀元年」。

小詞典：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ngliz，1943-）

美國經濟學家，MIT經濟學博士，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1995年加入克林頓政府，成為經濟事務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年進入世界銀行，成為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2000年離職後在大學成立經濟智庫，2011年獲《時代雜誌》選為全球最有影響力100人之一。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