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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病逝,同期的副總統切尼年屆80,則依然活躍政壇。他銀幕上的形象,特別是在電影《為副不仁》(Vice),就像中國京劇的樣板奸臣,除了對家人尚有人性,從政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個人權力慾望,而且不擇手段,屬於典型的馬基維利主義者。

電影有一段切尼和(同樣剛病逝不久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對答,問題是「那我們相信甚麼?」,回答是一輪捧腹大笑,暗示這些人毫無理念,只為弄權而生。全世界民不聊生,伊拉克人民水深火熱,乃至「伊斯蘭國」有機會崛起,根據電影,直接間接,都是切尼弄權的結果。

然而無論我們是否喜歡切尼,都要理解一點:他並非沒有理念的人,外交政策上,也有一套清晰思維,指導思想和特朗普全然不同。切尼雖然自耶魯大學輟學,讀書時以豪飲著稱,但並非不學無術之人,他多次談及耶魯的國際關係課程如何影響終身、如何塑造他的國際觀,其中特別點名感謝Bradford Westerfield教授的課。

我在耶魯大學讀書時,Westerfield教授也是我很尊敬的老師,當時他已七十多歲,思路還是非常清晰,為我寫的推薦信受用終生,一直是我最珍惜的收藏之一。老教授年輕時相當鷹派,主張用冷戰期間的新現實主義理論,來壓制蘇聯和共產陣營的挑戰,也始終支持越戰。正是這種思維,主導了切尼對世界觀的基本認知。

切尼為首的新保守主義陣營主張出兵伊拉克,固然早於9/11事件以前,但背後的原因,除了石油,同樣有冷戰式二元對立思維。他們相信強大的敵人永遠存在,只是以不同面目出現,所以伊拉克、伊朗、北韓一類以反美主導國內意識型態的政權,就是頭號敵人,所謂「邪惡軸心」。

切尼除了力推出兵伊拉克,另一大「貢獻」,就是把北韓列入邪惡軸心,千方百計阻撓北韓和美國達成任何共識。喬治布殊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雖然是蘇聯問題專家出身,但主張拉攏北韓,一度在六方會談框架內,接近和北韓達成協議,最終卻是切尼一手摧毀,目的之一,就是要論證美國建立導彈防禦系統的必須性。

切尼退休後,也曾著說立說,2015年出版的《Exceptional: Why the World Needs a Powerful America》,綜合了一生的外交主張,強調美國對世界和平的責任,這和特朗普自我孤立、只談利益的商人作風,可謂完全相反。雖然切尼的著作以批評奧巴馬外交為主旋律,但從中也能看出「新保守主義」和「另類右派」的差異。

有趣的是,切尼恩師Westerfield教授到了晚年,立場卻越趨溫和,課堂上曾說冷戰結束後,美國不應再刻意尋找敵人,去繼續從前的外交範式。9/11後,他曾說喬治布殊政府的外交路線「完全錯誤」,反映切尼以教授的早年路線注入新保守主義外交,大概也得不到本尊認同。

Westerfield在2008年離世,終年八十歲,上次筆者回到校園,發現他已變成了一幅巨型油畫,依然聳立在政治系辦公室,也有國際關係研討課以他的名字命名。切尼會否再去旁聽,卻是另一回事了。

小詞典:Bradford Westerfield(1928-2008)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耶魯大學本科、哈佛大學博士畢業,1957年開始在耶魯大學任教直到離世,是校內超級元老之一,曾任政治學系主任,任教國際關係理論等課,也有研討課專門探討間諜情報活動。不少美國政客曾是Westerfield的學生,除了切尼,還包括喬治布殊和不少國會議員。

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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