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有口難言:日後還可以做真訪談嗎?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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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多,在YouTube頻道訪問了不少朋友,大概差不多有200位。本來的目標,不過是讓不同光譜的朋友,在亂世分享彼此的思考,而且這也是寶貴的oral history:十年後回看,相信會是很好的archive。假如是為了hit rate,就不是這樣做了。
但到了國安法生效之後,訪問實在越來越難做。嘉賓明顯謹慎了很多,這自然可以理解,因為紅線無處不在。謹慎的內容不單是「敏感話題」,這方面大家都不得不調節,而是連日常生活的一切事情,都越來越不敢談:如果我透露了到這間餐廳食飯,會否被國安跟蹤?我說我喜歡這隊樂隊,萬一他們三個月後被批鬥,我會否要陪鬥?
這樣的氣氛下,邀請嘉賓,自然也倍加困難。有些乾脆說:我看過你和某人那個訪問,我現在不敢暢所欲言,又不屑好像他那樣委曲求全說話,還是不要做吧。而同一思維,恐怕也會貫穿他可見將來的人生態度:你知道我心底裏不滿,但我不會給你把柄,也不會說你要我說的話,大家鬥長命。有些希望受訪的嘉賓,我卻反而不敢安排,萬一他大無畏說話而轉頭被捕,雖然他事先說明一切個人負責,但還是會內疚。另外一些有意訪談的朋友,甚至非常積極受訪的朋友,則刻意把立場調節至最溫和,目標受眾似乎已經是有關方面。
曾經錄影過一個訪談,受訪者說得義憤填膺,說一定要支持年輕人,不擔心自己有任何風險,臨播出時忽然傳來救命訊息,說家人很擔心。另一個錄影了的訪問,受訪者甚至不是香港人,最後關頭也是希望不要播出,說是擔心說真話後,被海外的小粉紅滋擾,因為他在大學任教,小粉紅留學生最愛以這一套「監督」老師。
是否做訪談,自然不重要。但舉一反三,日後和「留下來的人」溝通、交流,恐怕也是如此;事實上,已經如此,彷彿再也接觸不到他們的靈魂,大家說的話,都似是為了說給第三方聽,但卻連第三方在哪裏也不知道。有時候談話,對方忽然提議開啟視像,證明沒有錄音機在旁邊。有時候,約了網上會議,對方遲到5分鐘,就不期然擔心「是否國安上門」。這種感覺,非常、非常、非常難受,而且正是因為無形,才恐怖。
舉一再反三十,過去幾十年間,不同對中國人的訪問,究竟有多少能反映他們真實的內心世界?還是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下,反而為了合理化「有口難言」,而逐漸變得真心認同這種作風?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把香港人的經歷不加修飾、無須任何藝術加工地寫出來,每個人都可以寫一部《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