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有口難言：日後還可以做真訪談嗎？ (Patreon)

在過去一年多，在YouTube頻道訪問了不少朋友，大概差不多有200位。本來的目標，不過是讓不同光譜的朋友，在亂世分享彼此的思考，而且這也是寶貴的oral history：十年後回看，相信會是很好的archive。假如是為了hit rate，就不是這樣做了。

但到了國安法生效之後，訪問實在越來越難做。嘉賓明顯謹慎了很多，這自然可以理解，因為紅線無處不在。謹慎的內容不單是「敏感話題」，這方面大家都不得不調節，而是連日常生活的一切事情，都越來越不敢談：如果我透露了到這間餐廳食飯，會否被國安跟蹤？我說我喜歡這隊樂隊，萬一他們三個月後被批鬥，我會否要陪鬥？

這樣的氣氛下，邀請嘉賓，自然也倍加困難。有些乾脆說：我看過你和某人那個訪問，我現在不敢暢所欲言，又不屑好像他那樣委曲求全說話，還是不要做吧。而同一思維，恐怕也會貫穿他可見將來的人生態度：你知道我心底裏不滿，但我不會給你把柄，也不會說你要我說的話，大家鬥長命。有些希望受訪的嘉賓，我卻反而不敢安排，萬一他大無畏說話而轉頭被捕，雖然他事先說明一切個人負責，但還是會內疚。另外一些有意訪談的朋友，甚至非常積極受訪的朋友，則刻意把立場調節至最溫和，目標受眾似乎已經是有關方面。

曾經錄影過一個訪談，受訪者說得義憤填膺，說一定要支持年輕人，不擔心自己有任何風險，臨播出時忽然傳來救命訊息，說家人很擔心。另一個錄影了的訪問，受訪者甚至不是香港人，最後關頭也是希望不要播出，說是擔心說真話後，被海外的小粉紅滋擾，因為他在大學任教，小粉紅留學生最愛以這一套「監督」老師。

是否做訪談，自然不重要。但舉一反三，日後和「留下來的人」溝通、交流，恐怕也是如此；事實上，已經如此，彷彿再也接觸不到他們的靈魂，大家說的話，都似是為了說給第三方聽，但卻連第三方在哪裏也不知道。有時候談話，對方忽然提議開啟視像，證明沒有錄音機在旁邊。有時候，約了網上會議，對方遲到5分鐘，就不期然擔心「是否國安上門」。這種感覺，非常、非常、非常難受，而且正是因為無形，才恐怖。

舉一再反三十，過去幾十年間，不同對中國人的訪問，究竟有多少能反映他們真實的內心世界？還是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下，反而為了合理化「有口難言」，而逐漸變得真心認同這種作風？不知道。我只知道，只要把香港人的經歷不加修飾、無須任何藝術加工地寫出來，每個人都可以寫一部《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