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理論篇🇨🇳🇭🇰】外交學院教授的冷靜觀察：中國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國際金融中心，還存在嗎？ (Patreon)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一貫對香港的價值嚴重低估，並有如此豪言：「國的實力決定了我們的海岸線上必然會有國際金融中心，中國人想讓它在哪裏，它就會在哪裏。」這種義和團式文宣，即使在一些中國學者眼中，也是貽笑大方。外交學院副教授施展近年不斷抨擊「戰狼外交」，日前在微信批評胡錫進的話「基本上屬於囈語」，並對香港價值有深刻認知：「香港具有一種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國這個大陸法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個海洋世界分享著同樣的普通法秩序。這樣一種二元屬性使得香港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樞紐，其作用在中國內部獨一無二，無可替代。」

為甚麼普通法比大陸法更能催生國際金融中心

以中國大陸法所行的國家安全法，直接插入香港這個普通法體系，影響可以遠超提案人想像。普通法在這個經濟掛帥的城市為何重要，這自然要從普通法Vs大陸法這兩大體系談起。簡單而言，大陸法把一切條文由上而下寫得清清楚楚，包括法律內容和立法原意，然後法官「依法」判決，判案差異空間不大，保障了大政府的利益，國有化（或大力干預）戰略資產（例如能源、銀行、媒體）相對普遍，卻局限了由下而上商業行為的創富空間，也更容易以各國「潛規則」運作。

普通法則非常重視案例判決，由司法獨立的法庭，根據實際情況，理解同一條法律的立法原意，法官無形中有了創法、釋法能力，獨立性大得多、也不用理會來自行政機關的「指導」。而且普通法案例可以跨國援引，無形中服膺一定國際規範，商人即使缺乏頂層關係、不了解國情和內部資訊，也傾向相信行普通法的地方，可以公平保障他們的權益、合約精神和產權，整個營商環境尊重大市場、小政府原則，融資自然較易。遇上金融風暴時，大陸法地方習慣動輒「依法」國家干預、接管、托市，普通法地方則傾向以證卷規管、協助市場、法律訴訟等方式解決問題。這方面，可參考王于漸教授年前的解釋。

英國是普通法的代表國家，這傳統通過其殖民地發揚光大，美國、加拿大、澳洲等都是行普通法。大陸法則以德國、法國等歐陸國家為代表，日本明治維新後，為了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法制，以德國為師，認為那方便由上而下集權；後來晚清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也認為德國法制最適合國情，這傳統延續到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金融中心當中，大多是行普通法的；東京、巴黎等可算例外，但它們只反映經濟體的體積，而不是外向型、能輕易吸納國際資本的金融中心。

國安法進入香港普通法體系，對不少人而言，只是很抽象的概念，認為反正「法治已死」，也不當甚麼回事。但對商界而言，這才是真正的警號。例如以普通法理解國家安全，理應參考先例，但海外類似「叛國」一類案例很少、而且大都古舊，很難和今日相提並論，何況中國「國情」、對國家安全無所不包的理解（例如「經濟安全」、「訊息安全」），和其他普通法地方完全不同。港版國安法生效後，對國安的定義，自然以人大常委會理解為準，法官只能根據其定義判案，這和普通法精神，早已背道而馳。弔詭的是，香港又依然實行普通法，只要基於人大定義的國安新案一出，就成先例，足以凌駕其他法律。例如人大一旦研判「光復香港」四字違反國家安全，潛在犯法的人，就遠超「一小撮」。其他行普通法的地方怎樣處理香港這些先例，也可能直接剔除了事。

前海實驗的教訓：陳坤耀昔日的觀察

根據胡錫進的邏輯，中國可以點石成金取代香港，但其實毫無板斧。例如去年說以澳門取代之，但這個行葡萄牙大陸法的地方，制度上從無與海洋國家接軌的功能，何況假如香港逐漸不被承認，同屬「特區」的澳門也不能獨善其身。或曰中國既然這麼強大，應能製造其他行普通法的金融中心，其實也確實嘗試過，就是在香港旁的前海，一度說要使用普通法制度、讓香港法官和律師處理涉及港人的法律云云。但結果呢？我們不妨參考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教授的觀察。

陳坤耀曾獲禮聘為深圳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2017年離職回港，坦言前海的經歷，讓他得出「香港仲有大把機會」這結論。一大原因，正是前海的國家安全包袱很大，令大至金融服務開放、小至互聯網開放，都變得不可能：

陳坤耀進一步解釋，「始終有一個更大的框框」，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層面的制度，無論如何都不能動搖，即使是特區，容許創新並先行先試，也不能跳出大框框。「很多涉及政治或國家安全的考慮，尤其是地緣政治緊張，我們不能怪責中國，很多事情要設限制。」以管理前海的管理局為例，原先計劃是一個法定機構，類似香港的機場管理局模式，由政府條例監管，同時邀請社會人士及一兩位官員組成董事局，自負盈虧，如此模式的好處是商業運作但有法規監管，陳坤耀指：「最後做不到，因為怎可以沒有官員去管？叫社會人士去管？結果更多加幾層架構，有管理局，還有管理委員會，也是政府官員，委員會又要去巿政府，跟住又有省政府。」

以中央層面的國安法植入普通法，正是「香港前海化」的悲劇。中國今天的法律條文，不能否認相當完備，做一門生意，必須遵守的法規極其繁瑣，商人多少要懂一點潛規則才能生存，因此去年逃犯條例出現時，他們才有條件反射的恐懼。大家也知道，在中國，「顛覆國家」一類罪名，就像「反革命」，不可能有清晰紅線。假如國安蒐證由另一體制的國安負責，毋須經向香港程序就能隨意監控，排拒普通法訓練的非中國籍法官，設追溯期對本來合法的行動秋後算賬……，震撼已很大，但還不是最大。商界最擔心的是，日後從商要逐步和內地潛規則融合，例如不登廣告支持國安法，就要受政治衝擊；又或外國員工在社交媒體發表（中國眼中的）政治不正確言論，也要連累在港業務。

不斷有人問，從前港英不也是威權？須知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時，也就是六七暴動之後，其時港英高壓、貪污幾已盡去，否則也不能創造奇蹟。不斷也有人問，為甚麼新加坡又可以？行威權政體的新加坡可算特例，但正如月前另文講述，新加坡有香港不能複製的兩大特色：屬美英戰略安全體系，一切互聯互通；政府威權之餘也有普選，民意監督並非不存在，潛規則得到相應制約。國安法施行後，假如香港往威權方向走，卻沒有新加坡的優點，各國利用香港集資的意欲早晚降低，香港只能變成A股天堂，逐步與深圳看齊合併。這結局，對誰有好處？

參考：

• 王于漸：《普通法、民法與金融市場發展的關係》（信報財經新聞，2015年9月30日）
• 施展：《為甚麼香港的地位無可取代？》（施展札記，2020年5月30日）
• 《專訪陳坤耀：拆解樓價不跌之謎 香港做超級聯繫人？》（格隆匯，2017年11月9日）

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