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分享大長篇⛪️】回應王礽福傳道：沒有經濟自主，哪來思想自由? (Patreon)

聽完沈教授訪問兩位移居台灣的香港牧師傳道的訪問。想借此一角，再進深討論一下沈教授提出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香港的基督教領袖當中，比較多親建制人士，為什麼他們這麼藍?

我們當然可以從個人層面觀察，例如年齡(領袖多是長者，長者比較多藍)，或者性格，例如不少信徒都愛好秩序，在社會議題上是 law and order platform 的支持者等等。

不過，在這短文裡，筆者想集中從辦學權、政府津貼、宗教用地等，思考由戰後以來，香港的教育及社福發展當中，宗教團體的角色，衍生出的當下的困境。再以英國模式與美國模式，對比港台兩地教會辦學的發展路徑。最後思考在地港人及海外港人在教育及社福議題上，所需要的範式轉移。

(一) 香港教會辦學，昔日社會契約

戰後的香港，隨著中國內戰的難民潮，人口急增。面對市民的教育及社會需求，香港政府資源有限，因此借助民間社會力量去滿足市民需求，以求社會穩定。適逢當時，中共趕走西方傳教士，不少中國基督徒也南下避秦，當中包括不少大學教授、中小學老師。這些南下的牧師、教授、老師，也就在教會的資助下，大規模辦學。在民國時期，西方的基督徒一直捐款支持中國的教會學校。但中國地廣人多，西方信眾的捐款杯水車薪，教會經費相當吃緊，辦學規模有限，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就限於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裡的那些比較有名的教會中學和大學。對一般中國人的社會影響實在有限。但是，當全中國各省的傳教士，十三間教會大學的教授，各中小學的老師，當中的好一部份當成了難民，集中在香港一個城市(當然也有去台灣的)，香港的教會學校的師資於是在短時間內大幅提高。同時西方教會，由資助中國各省市的教會學校，改為集中資助香港及台灣的教會學校，資源就相對充裕。身為難民的牧師、教授、老師，在西方有心人的捐款支持下，為其他難民開辦學校，就是戰後開辦的教會學校的歷史背景(相對於戰前已出現的教會名校而言)。

到了1967年以後，香港在麥理浩總督的領導下，有序地建立福利社會，教育開始普及。香港政府、辦學團體，以及市民大眾，在互信的前提下，共構成一個互利的關係。政府資助辦學團體辦學，減少了政府的行政負擔，又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辦學團體通過辦學，增強了他們在香港社會的認受性與影響力。而市民大眾，得益於價廉物美的教育，又不太介意辦學團體的宗教背景。背後其實就是政府、辦學團體、市民三者之間的互信。是一種社會契約。

特別對於教會來說，這個尤其重要。廣義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及新教)在華人社會係一個少數社群。在大多數人不信教的背景下，基督徒的生存必須建基於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們的宗教的寬容與好感。而辦學與社會服務，正是爭取好感的重要手段。雖然很多人說教會辦學是為了傳教。但從客觀效果而言，傳教是失敗的，香港的新教徒及天主教徒從不超過人口的十分之一。但從爭取好感的角度，教會學校是成功的。由十九世紀中葉傳教士辦學但華人子弟多不願意就學，到二十世紀，香港人爭相送子女就學於教會名校。可見，香港基督徒通過開辦高質素的學校，換取了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接納，進而讓他們得以由華人社會的邊緣走進主流。

另外，香港政府在城市規劃當中(特別是新市鎮)，極少批准宗教用地。而三大亞伯拉罕宗教的信眾都是需要每七日崇拜一次的，因此教堂不可能遠離民居。結果，香港政府與宗教團體的默契，其實就是鼓勵宗教團體辦學。同時容許教會逢星期日，使用學校的禮堂做崇拜。觀乎新界各新市鎮的教會學校皆是如此。如此一來，政府就不用批准宗教用地(因為香港地貴)，教會既可辦學又可以建堂，市民就多了一批津貼中小學提供優資教育。這種三贏局面，也是當年香港社會的一種社會契約。

問題是: 這種社會契約的前提是政府、宗教團體、市民三者之間，存在互信。三者互相利用，也互利互惠。但2020年以後的香港，再不存在這種互信。

首先，在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信消失。之後，是政府開始懷疑辦學團體對政權的忠誠，要他們表忠。

教會作為辦學團體首當其衝。很多人問為什麼這麼多教會領袖這麼藍? 但辦學團體的領袖如果不支持政府，他們就隨時失去辦學權。除天主教會有梵蒂岡以外，所有香港的宗教團體其實都係獨立自主的，他們各新教教會與外國教會早在七八九十年代，已經不再是從屬關係，香港的教會在經濟與行政皆係自主的。也因此，他們對香港政府在教育及社福的經費分配，依賴很深。辦學及辦社會福利機構最成功的教會宗派，例如聖公會，對政府的依賴就最深，也因此最藍。

由於不少教會領袖都很藍，年青一代對他們不再信任，結果，連市民對教會的信任也開始消失。

如前文所言，香港教會能夠成功辦學，是香港政府、宗教團體、市民三者之間，存在互信的前提下的一種社會契約。而這種社會契約在當下的香港已經消解。作為辦學團體，教會如果不藍，就擔心隨時失去辦學權。教會一藍，年青信徒就離開，等於教會失去了下一代。如果你係教會領袖，你會如何選擇?

(二) 香港的「英國模式」 versus 中華民國的「美國模式」

香港政府通過津貼宗教團體辦學，容許宗教團體在所屬學校校園內舉行宗教活動，讓宗教團體成為促進社會穩定的助力(「維穩」)，換取了宗教團體對政府的依賴，也間接控制了教會學校的教學內容(要按教育局的規定，要考香港的公開試等等)。我們可稱之為「英國模式」。

英國由於歷史原因，英格蘭與蘇格蘭分別有自己的國教會(分別係聖公會與長老會) [註: 在憲政上，威爾士及北愛爾蘭是沒有國教會的。 ] 而教會在英國歷史上，對於普及教育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隨著十九世紀歷史的發展，英國天主教徒及猶太人得到平權，英國新教內部在宗派上愈來愈多元。隨著公共學校的興起，教育也走向世俗化。但十九世紀的學校教育世俗化，不是後來的反宗教傾向，而主要是去國教化(去聖公會化)。反映在香港教育史上的，就是聖保羅書院所代表的聖公會辦學路線，以及中央書院(今天的皇仁書院)所代表的官立學校辦學路線，在十九世紀來港的傳教士教育家群體當中的爭議。大家可以參考相關的香港教育史書籍，在此不贅。

簡言之，到最後，津貼中小學的出現，其實就是香港政府成功 co-opt 香港各辦學團體，將他們變成其管治聯盟的麾下一員。九七年後，特區政府繼承了這個聯盟，直至2020年。

今日的台灣，行中華民國憲政。他們的教育權政策，其他是成形於北伐之後的「收回辦學權運動」。「收回辦學權運動」可說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所催生的極端民族主義所派生的社會事件。它對往後中國的教會學校，包括1945年後的台灣的教會學校，影響深遠。

「收回辦學權運動」要求當時中國大陸國民政府管轄地區的教會學校要向中華民國教育部註冊，校長一定要是中國人。學校要有自己的校董會，學校的產權要歸中國人主持的校董會等等。他們針對的是當時不少教會學校的註冊地不是中國，校長是外國傳教士，教材不是依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要求，而是用英國或者美國的課程等等。直接的後果，就是促成中國基督教及天主教，將教會學校的管理權加速轉移給華人信徒，由華人神職人員或平信徒出任校長等職。從這個角度後，今日的華人基督徒當然可以視為教會「本色化」的一個必經歷史進程。

但是，如果歷史的路徑稍為不同，1952年在大陸所發生的事情，就會提前在北伐後的中國發生。1952年，大陸的院系調整，取消所有教會學校，根本就是「收回辦學權運動」的第二波。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要求遲了四分一個世紀才出現，只不過是因為國民黨清黨，南京國民政府依靠江浙財閥維持的政權，需要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保持良好關係，因此點到即止，教會學校才得以在華人信徒的經營下，繼續存在。

從某意義上說，中華民國對辦學權的處理，其實是走「美國模式」。美國因為歷史原因，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政教分離。按美國司法機關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解讀，教會學校是不可以接受政府資助。所以美國是不會有英制的那種津貼中小學的出現，教會大學也不會收州政府的教育經費。中華民國政府也是規定宗教團體辦學，是要註冊為私立學校。今日的台灣，也是沒有香港的那種有宗教背景的津貼中小學的。

所以，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教會學校，管理權在華人信徒手上，經費則主要依賴美英等地的教會捐款。到了江河變色，韓戰爆發，大陸地區的教會學校頓時失去了經費來源。被收歸國有，就係必然會發生的事。

而在台灣，由於美國教會的捐款集中於用於台港兩地，所以也有一些教會學校隨國府遷台後，得以在寶島重建。但隨著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美國捐款減少，台灣的教會學校就只能夠自負盈虧，靠學費去維持。

就以兩所承傳昔日大陸地區十三所教會大學道統的教會大學為例——香港的崇基，與台灣的東海——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發展軌跡，對照香港的「英國模式」與中華民國的「美國模式」。崇基與東海其實都是避秦的基督徒學者所開辦的大學。兩者最初的經費，都是來自那個在紐約註冊、負責為十三所中國教會大學在美國籌款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s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簡稱「聯董」。但隨著台港兩地的經濟發展，聯董對兩間教會大學的資助也慢慢減少。崇基成為了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份，除了神學院外，其自主性也漸次被收歸大學中央，其教會屬性也漸次淡化。基本上，就是一間公立大學的一個組成部份。台灣的東海，面對美國「聯董」減少資助，就只好通過擴大招生，通過學費收入來維持大學運作。東海初年那種小班教學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理想，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但由於東海是一間私校，他們始終保存了自己的身份，不像香港的崇基或者浸大，在接受香港政府資助之後，變成了公立大學。

如果一地的政權，是對人民以及宗教團體是友善的，政府、人民、辦學團體之間是有互信互利的社會契約，那麼「英國模式」可以達至三贏局面，那是過去的香港教育制度的優勢。反之，「美國模式」則是建基於政府、人民、辦學團體三者之間的不信任。因此，教會要辦學，就請自籌經費。如果你想去教會學校讀書，就請交學費。所以，在美國，有很多基督徒是強烈支持小政府，支持低稅率，因為他們不信任政府。他們想少交稅不一定是自私。美國有深厚的捐款文化。美國人每年捐很多錢給他們的教會、學校、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機構。美國的私立學校傳統是建立於美國人不信任政府，以及他們由於政教分離傳統派生出來的教會奉獻文化所派生出來的捐款文化之上。相對於歐洲有國教傳統的地方，特別是有國教十一稅的那些地方，美國人二百多年習慣了要捐款給自己參與的教會，他們的教會也很習慣籌款，因為沒有人奉獻捐款的教會就注定要關門。美國的私立學校的群眾經濟基礎就是這樣來的。

(三) 當下香港，社福教育等必須經濟自主

所以，當下香港面對的困難，就係我們過去幾十年，習慣了「英國模式」，覺得自己交了稅，就可以了。教育與社福，我們都信任香港政府的資源分配。而的確，過去的那個舊香港，政府也算是比較公道的，即使有親疏有別，大家都是會分到一些資源的，只是多少之別而已。但未來的日子，就不再是這樣，那將會是有無之別。

正如這兩年來，我們學習到原來我們要支持某種理想，原來係要課金的。又原來，要支持不同的媒體、自媒體、食店、雜貨店，原來係要花好多錢的。之後，我們每個人都要思考一下，我們的budget。香港人其實工資是很高的，比很多美國人的工資來得高。香港人的困難是樓價奇高。而高地價政策本身其實就是間接稅。所以香港人期望他們的政府可以公平地運用公帑去資助各教育及社福團體，那麼大家就不用再捐款了。反之，美國人可以捐款支持這麼多社福教育機構，一來是這裡的公立社福教育不及英國或者加拿大的好，二來也是這裡地價低——大城市除外。即使你的收入不及香港的行家高，但你在租屋住之餘，還有一定的可支配收入時，你就可以選擇subscribe沈旭暉的Patreon了。

隨著政府、市民與辦學團體三者之間，由信任變成不信任，香港的朋友是時候需要一個範式轉移，由「英國模式」，轉變成「美國模式」。與其去問教會、學校或者社福機構負責人為什麼這麼離地這麼藍，不如問，為什麼我們竟然還相信政府願意分配資源給這些機構，而不用他們事事表忠? 沒有經濟自主，哪來思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