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香港回憶錄】《理大圍城》的中學校長們 (Patreon)

《理大圍城》其中一幕，拍攝了一群中學校長進入理大校園後的情形。由於我認識他們當中的不少人，也認識一些在校園內的手足，再remap我當時所知的、和現在大家也看到的「新香港」，格外欷歔。

首先，絕對不是所有中學校長都是有心人，但這群校長絕對是。他們來自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校長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講人話，其他校長會員也大都傾向liberal；就在國安法生效前幾天，他們依然邀請我為他們全體幾百位校長成員主講，對教育界面對衝擊的憂慮，溢於言表。然後，我邀請了鄧校長等擔任「堅離地書院」的名譽校長。心照。

當時負責居中聯繫中學校長會與警方溝通的，包括教育界葉建源議員，也包括曾任監警會委員的港大法律系首席講師張達明先生；聯繫達明師兄的，包括一直當政府PR的羅永聰師兄（紀錄片有他的身影、但沒有對白）；然後壓軸到場的，還有也曾擔任中學校長的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而剛才我談及國安法前幾日那個中學校長會演講，另一位講者，正是曾鈺成。

總之，舊香港有自己不成文的潛規則，例如這類contingency communication，我作為半個過來人，有機會可以詳談。

問題是，這種溝通有一個大前提，就是各方都要有最基本的互信，否則中間人就是condom。然而在理大圍城一役，這些校長們被「暗示承諾」的，明顯未能兌現。換句話說，他們其實也是被擺上台的犧牲者。

當時警方承諾他們的，表面上，就是學生只要當晚跟隨他們出來，抄底身分證後，「當日」可以安全回家，但之後就none of their business。電影傳來曾鈺成的聲音，說警方要秋後算賬，也得看「證據」。然而通常這類中間人，即使沒有獲得警方明確訊號「跟他們走出來的日後絕大部分不會秋後算賬，除非有非常明顯證據涉及直接使用非常嚴重暴力」，通常也會就這關鍵事情有所討論。過往慣例，為了維持這批中間人的公信力，往後就算要秋後算賬這批學生，也只會想對輕告、輕判。就像2014年，佔中學生談判破裂後，其實有促成雙方的中間人，據說得到一定訊號，對學生不會重判（也就是只追究佔中三子等成人），後來那也是事實。

不少當時在場的校長，都是真心相信學生跟隨他們離開後，除了當晚安全，日後也會「大致」安全，就是被控，也只會是象徵性的懲罰。想不到最終警方還是強攻，想不到最終還是大搜捕，想不到「新香港」的判刑越來越誇張，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police state。

而那些校長們也許最想不到的是，甚至有可能他們不只是配角、不只是condom，連自身也是未來秋後算賬的對象。現在「新香港」大整頓教育界，刮骨療毒，這些校長正是首當其衝被「刮」被「療」，他們在學生眼中也許只是被政權利用來buy time的使者、乃至是電影中傳來被罵「教畜」，但在極左派眼中，當晚進入校園，已經是「縱容黑暴」的行為，缺乏「敵我鬥爭的覺悟」。

然而假如易地而處，假如你是其中一位校長，就算想到警方可能食言，可能變本加厲秋後算賬，甚至可能連自己也被捲進去，要是當時收到建議，到底是否還是決定走進理大？恐怕還是會進去的。因為不進去的可能結局，真的可以是警方武力強攻，造成重大傷亡，構成港版六四。任何一個教育工作者，想到哪怕只有5%出現這樣的結局，而自己可以挽救卻袖手旁觀，肯定終生抱憾。

但再話說回來，站在香港人的角度，要是沒有這些校長的出現，警方沒有下台階，最終真的要強攻，造成更多流血收場，對今天的結果，又會有哪些不同？

對校內當事人而言，差別是被秋後算賬告暴動坐十年、還是現場可能被打死打傷，兩者何者更慘，根本不能比較，都是極權之下才有的悲劇；而對香港人而言，中間至黃營的，自然覺得理大圍城已經完全不能接受，無須再多wake-up calls；但警方卻可以粉飾太平，說自己已經相當「仁慈」，對國際社會也可以如是說。加上現在連《理大圍城》也成為禁片，政權對所有理大關連方一律大清洗，只是對部份沒有即時開槍的人，以嚴刑峻法取代子彈罷了。

好了，假如上述邏輯成立，那些校長們to be or not to be？「救」一些學生出來，其實可能幫不到他們未來十年的人生，卻令警方能夠進行公關大外宣，變相令外界減低對警暴的醒覺度；但不救他們出來，卻可能直接縱容更大傷亡。無論怎決定，都是死局，因為只有無情的決策者，才會佈這樣的局，才會以今天的手段，摧毀香港和香港人。

假如日後有電影以校長的本位，講述那時候的內心掙扎，也許對政權的殘暴，更有無言的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