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國際夢工場🇩🇪】東德《竊聽者》，終於在「新香港」重現 (Patreon)

獲選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德國電影《竊聽者》好評如潮，也實在比獲獎的美國電影突出。但它究竟能引起多少普羅大眾共鳴？電影始終迴避一個問題：究竟東德一千八百萬人全是被迫生活在共產制度，還是有自願成分？再問：這是為什麼？

受害？其實是「日耳曼特性」？

冷戰檔案解密，發現數十萬東德人曾為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服務，但高壓以外，多少有東德人相信分配制度和刻板社會更符合日耳曼民族性。文化人以外，不少東德人在統一後抱怨生活不及從前，既要面對東歐外勞，又不能適應西方水平；也許如那位下令監視作家的東德部長片尾所言，統一德國「沒有鬥爭、沒有理想」，作家除了傷痕文學也寫不了什麼。這自然是當權派的自我開脫，但《快樂的謊言》那位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的善良女教師，以及她代表的一代人，無疑都有類似情結，她們可不是權貴。斯塔西特務行為其實被這些人默許——這是德國人不要揭的瘡疤。

這不得不教人想起「合作主義」（collaborationism）一詞。近代最著名和敵人合作的案例都出現在二次大戰，中國有汪精衛，法國有貝當元帥（Philippe Petain）的維希政府。傳統史書記載，他們都是叛國賊，戰後政府都希望塑造一個「史實」：全國上下一心抗戰。在民族主義者看來，東德和共產蘇聯合作，就像維希和納粹德國合作一般羞恥。

然而汪精衛和貝當的個人聲望十分崇高，汪精衛被日本稱為「支那第一人」，貝當「賣國」後出巡卻受到國民自發歡呼，他們並非沒有真誠支持者。維希政府雖是德國附庸，但巴黎淪陷確有法國人叫好，因為這象徵腐敗議會民主制的崩潰，可以進行法蘭西行動黨的改革主張：結束資本主義的自私、拍賣選票的低效，建立等級制度和集體主義，視英國和猶太人為敵人。

維希政府逼害猶太人，其實部分是「自發」的，源自法國本土反猶思潮。東德合作者其實也有部分自發的：對他們而言，國家經過二次大戰，必須盡快恢復制度。希特勒的蓋世太保遺產、德國人的冷靜天性，加上德共本身的群眾基礎，讓東德面世顯得暢順，否則斯塔西不可能成為共產各國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電影說東德文化人抗拒社會制度，因為苟且偷安才拒絕揭竿，其實忽視了他們部分人嚮往這制度的潛意識，否則獲總理昂立克夫人賞識的才子主角不會沾沾自喜。

好人？翻密檔也未必弄得清

2003 年，斯塔西檔案全部向公眾開放，全長125 英里，厚21 億頁，如此規模浩大的翻舊帳可謂世界紀錄。於是東德人發現全國1/3 人口都有檔案，同樣數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發親友，這就是《竊聽者》劇本的基礎。

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共產信徒、刁民還是受害人，其實不可能判斷，像電影情節那樣發現一位好心特務的可能性極小，發現親密戰友夫妻子女出賣自己的可能性極大。電影對開放檔案持「面對歷史」的正面態度，並非德國一致共識。

本篤十六世被揭發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隊，依然成為教宗，他的同業沒有這麼幸運。前東德天主教行政總管史托菲（Manfred Stolpe）在德國統一後成為交通部長，被視為「東德良心」，檔案卻揭露他曾為秘密警察當臥底25年；近年波蘭大主教被揭發曾與共黨合作，也源自德國算帳風。東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Torsten Gutschow）和球迷熟悉的德國前鋒基士提（Ulf Kirsten），也是檔案披露的斯塔西線人。

當然，德國是對歷史負責的民族，這值得嘉許，但「告密者總是軟弱」的暗示，則未免過分簡化、殘忍。舊聞揭下去黑白分明，國家繁榮時，過來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現金融風暴還是什麼，人性就難免算總帳。畢竟，觀眾看過這類電影容易在道德高地審判「誰是好人」，這結論卻是翻文檔不可能弄明白的。《竊聽者》上映時，某曾任東德秘密警察的男閒角父親參加首映被認出，激起公憤，被迫公眾道歉才能平息眾怒。又是一個瘡疤。

像真？虛實混合更貼身

正史的東德文化人圈子有點像嬉皮士，集體住在東柏林一個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舊區。《竊聽者》的東德文化人卻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社會精英，廣受上層官僚重視，屬於一個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內堅持「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們的話語、他們的貝多芬，其實不太落地。

東德百姓不滿經濟下滑、甚至要西德借貸，知識分子就不大感覺到，因為他們物質上屬於既得利益層。電影提及的《明鏡》雜誌（ Der Spiegel）和近年中國異見人士在美創立的「明鏡出版社」毫無關係，它對德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是實至名歸的民主明燈，但也經常被批評借助專家用語扭曲事實和裝作中立，特別是當年。前獨裁政權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會往往大為失色，並非偶然。

要說「人性光輝」，《快樂的謊言》雖是黑色喜劇，但它那幻影與真實的混淆，似乎寓意更深、更貼身。主角的母親相信共產主義並非為了什麼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覺良好，最愛就雞毛蒜皮小事「為人民服務」，寫信「反映情況」，喜歡井然有序的生活……

但其實，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也知道東西差異的存在。她選擇東德，比文化精英和竊聽者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絕對是一個好人。她那虛擬的東德感染兒子，比貝多芬音樂感染特工教人信服，也比「壞人裏有好人、好人裏有壞人」一類伊索寓言更諷刺、更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