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國際夢工場🎬】香港封城，重讀《盲流感》的恐怖 (Patreon)

葡萄牙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瑪戈（José de Sousa Saramago）在文藝界名頭甚響，卻一直是曲高和寡的異見人士，作品以通篇不帶一個標點符號的文言作風「馳名」，難怪始終晉身不了暢銷作家行列，也鮮有編劇勇於改編其作品。中國國家話劇院編劇馮大慶、導演王曉鷹，卻在2006年聯同香港話劇團，將薩拉瑪戈1995年的名作《失明症漫記》（Blindness）改編為舞臺劇《盲流感》，作為大師作品的全球首映。《盲流感》這名字不但刻意讓港人想到禽流感和陳馮富珍、宣傳海報教人記起SARS和董趙洪娉，原著在藝術加工後，不但不太像卡謬《瘟疫》那類瘟疫文學，反而有若隱若現的中國隱喻，似是要提醒觀眾：一切其實還是這麼近、那麼遠。

諷刺葡國薩拉查「後納粹」政權

薩拉瑪戈原著講述一個「時空不明」的地方，忽然出現一種奇怪傳染病，病者立刻失明，看見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一片白色的光明。首名病人出現後，為他診症的醫生迅速被傳染致盲，接著他的病人、鄰居陸續受感染，終於整座城市集體失明，除了醫生太太一人得到免疫──因為劇情需要全觀型的第三視角。最早失明的一群，被政府隔離在瘋人院，院外由軍隊守衛，待遇活像二戰期間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生死由天，私自逃出格殺勿論。

不久，隨著情況惡化，瘋人院內外一切秩序崩潰，病人為了求生互相出賣、互相搶掠，青春胴體用來換食物，男女老幼隨處群交、大小便，人類社會倒退回動物時代。最後疫情忽然消失，全人類回復視力，「文明」重新恢復，只有醫生太太一人變得失明，劇終。

劇本以鞭撻人性為主題，刻意避免提及標誌性時空，但薩拉瑪戈本人的政治傾向眾所週知，原作以葡國1974年改朝換代為假定對象的特色明顯，所以作品多少還是被看成「反右宣言」。從小開始，薩氏就對管治葡萄牙近四十年的右翼強人總理薩拉查（Antonio Salazar）十分不滿，1969年更正式加入本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和同期的左傾歐洲學者［例如法國的存在主義領袖沙特（Jean-Paul Sartre）］份屬同志，也和韋拉（Jose Vieira）一類葡語非洲文豪路線相近。

薩拉查雖然是政治經濟學教授出身，他的軍事獨裁政權和鄰國西班牙的佛朗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一樣，都是納粹時代的副產品。他們一方面高壓統治，另一方面依靠官方操控的教條化天主教麻痺人心，並仿傚法西斯教父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建立國家控制一切經濟體系的「合作社制度」。只因他們在二戰期間明智地宣佈中立，左右逢源，才成為歐洲政壇不倒翁。

黑衫軍團．教會霸權．殖民斜陽

熟悉葡萄牙歷史的讀者，會察覺《失明症漫記》不斷諷刺軍隊治國的官僚主義、軍法監控的扭曲人倫，映射對象似乎就是薩拉查一手創立的祕密警察PIDE（Polícia Internacional e de Defesa do Estado）、黑衫軍團（Legiao Nacional）和少年「葡青團」（Mocidade Portuguesa）──儘管這些葡國情治單位在同類組織而言，已是相當仁慈。

原著講述教會神像被蒙上眼睛，以示不願看見文明沉淪，這是諷刺葡國天主教色厲內荏。葡國教會既是右翼政權盟友，自然也是薩拉瑪戈的敵人：1991年，後薩拉查時代的葡國政府依然以「宗教褻瀆」為由，否決讓其爭議作品《耶穌基督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參選歐洲文學獎，薩拉瑪戈為此激烈抗議，決定自我流放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至今。

劇中警察國家不能對社會有效管治的無力感，也是似曾相識，一如薩拉查總統晚年深知葡屬非洲殖民地已分崩離析，還是偏執地拒絕任何讓步。

文革期間，澳門紅衛兵革命小將「鬥垮」殖民統治，逼得澳督嘉樂庇（Nobre de Carvalho）簽署「認罪書」，破壞了葡萄牙在澳門建立的舊制度，間接誘發香港的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土共風暴，是為「一二三事件」……這些「輝煌成就」，就是薩拉查中風下臺前一年的時代背景。他死後四年，國內爆發里斯本革命；再一年，所有葡屬殖民地獲得獨立。上述意涵來到中國香港，觀眾自然對葡萄牙沒有興趣，卻能突破時空限制，別有所感地將自己的殖民史對號入座。

劃清界線．造反奪權．「人相食」

至於《盲流感》的「盲人文明毀滅論」，對葡人來說還是狂想，對四十歲以上的華人卻是揮之不去的烙印。因為，一切都在文化大革命出現過，而且只有更糟。丈夫出賣妻子、子女告發父母，原來就是文革「捍衛階級立場」的破四舊指定動作。盲流感肆虐前已失明的盲人因為熟悉黑暗世界，成了新秩序的主宰，繼而作威作福，這也和文革期間目不識丁的造反派忽然奪權、扭轉原有價值標準的「不愛紅裝愛武裝」戲劇效果相映成趣，教人想起江青一手捧起的「白卷英雄」張鐵生。眾盲人落難到瘋人院還不能同舟共濟，天天互相翻舊帳，小動作層出不窮，這和《牛棚雜憶》、《吃人年代》一類傷痕文學的樣板主題幾乎一式一樣，也比同年香港上映、改編自戴厚英講述文革回憶的舞臺劇《人啊！人》，更赤裸地揭示非常時期的人性。

至於將戲劇推向高潮的「女人換食物」情節，雖然作為文學作品已是相當赤裸，但這只是文革的小兒科。假如導演真的要描繪文明崩潰、homo sapien智人獸化，人吃人這必經階段就必不可少。這不但曾在文革野史出現、在中國歷史不斷重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定期有「人相食」記載），就是在21世紀的非洲剛果內戰，烹食戰俘依然是戰時生活一部份。對死於文革的千萬人、乃至億萬倖存者而言，《盲流感》的震撼還不夠徹底呢。

瘋人院到牛棚：反右到反左殊途同歸

薩拉瑪戈《失明症漫記》的最後1/3篇幅，描述盲人逃出瘋人院後如何在街頭生存。《盲流感》導演故意刪掉這部份，亦不提醫生太太最後眾人皆醉我獨醒地失明，令瘋人院成為第一場景、內裡的文革式秩序成為最主要重心，這明顯不是純粹為藝術服務。

與其說《盲流感》嘗試建構一個完全喪失秩序的世界，倒不如說編劇是要重構一個「反秩序」的世界──一切，還是有某種秩序可言的，只是和原有秩序恰恰相反。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一個後來被臺灣反共學者殷海光借用為〈人生的意義〉的理論（相信好些中學生對這篇大作記憶猶新），人生的需求得循序漸進經過生理、安全、愛與群屬、尊重、自我、求知、美善等七大階段，盲人的世界，不過在二至四階段徘徊：雖然無緣於終極的自我完善（self-actualization），卻好歹未至完全跌入原始平原。

於是，昔日的上層菁英──例如那位眼科醫生，或是劇情沒有交待的牧師、教授、高官一干人等──失去視力後，也失去全部尊嚴，又不甘接受現實；既要和下三濫小偷為伍，又要拼命保留道貌岸然的包裝，來偽善地表現對新秩序的無力反抗。刁鑽狡詐或是慣了黑暗的一群，則成為「人民」的主人。這不正是無數文革過來人午夜夢迴的核心噩夢？

到劇終，各人統統復明，無人再深究傳染病成因，也無人再願意回憶失明期間的種種獸行，因為實在不堪回首，情願一切如常，更互有默契地將城市建得更大、更雄壯、也更空洞。對內地同胞來說，這健忘症自也絕不陌生，反正過來人都是以一句百搭式「嗯！受騙了」解釋一切。雖然也有作家巴金等人大聲疾呼「不要讓悲劇重演」，直到淪為植物人，但當我們回顧古今中外一切一切，遠至法國大革命的挖祖憤、近至美國卡翠娜風災的暴民無政府，也許只能得出「悲劇根源含有根本人性」這個悲劇結論，又怎能保證「反秩序」不會重臨？

探討人性，始終是形而上的哲學問題。我們香港仔，只關心形而下的管治怎能避免誘發大瘋狂。政治學一直以左右劃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但也有一個「左右圓周論」：左和右，就像圓形的兩端，兩端走到極限，U型就變O型，就接近圓形頂部的同一點。此所以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史達林的共產主義，雖是極右和極左的死敵，二人的管治模式卻出奇地相似：一方是由國家管制一切社會單位，另一方是由「人民」組成「人民民主專政」、再重構一切社會單位。都是實質的極權。難怪歷史會出現《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怪胎：既是利益輸送，梟雄也所見略同。就是近代推崇小政府的右翼政權，例如一些拉美強人政體，也不過是讓大企業支配取代國家監控，發展下去，依然是同一葫蘆出賣的獨夫。

薩拉瑪戈的反右大作能反過來鞭撻自己所屬的左黨，一稿兩投、一雞兩味，這難道不是「左右圓周論」的最佳寫照？

延伸影劇

《盲流感》（Blindness）（美國／2008）

《人啊！人》（舞臺劇）（香港／2006）

延伸閱讀

La Peste (The Plague) (Albert Camus: Paris/ Alfred A Knopf/ 1947)

O Evangelho Segundo Jesus Cristo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Christ) (Jose Saramago: Lisbon/ Editorial Caminho/ 1991)

節錄《國際政治夢工場》復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