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新香港的官方信仰:不是要你愛國,而是要你犬儒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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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曾經在一個電視節目和幾位導演對談,其中一位這樣說:「每一套電影的脈絡,放在現實世界,大多是不通的,否則就不會成為電影。但最重要的是,電影脈絡要有自己的倫理,武俠片不會忽然穿越到火星,青春勵志片不會忽然歌頌祖國,大家在100分鐘內進入一個平行時空,投入劇情,已經很成功。」
換句話說,一旦進入不了那個平行時空,就是全盤失敗:拍的hea拍,看的冷笑。假如我們身處的不只是一部電影,而是平行時空的本體,就是更大的悲劇。
不幸的是,這悲劇正在香港上演。
香港回歸以來,整個制度雖然保守,改革彷如等待果陀,而且回看每一個設計,都很難說是符合邏輯,但整體而言,無論是政權、還是香港社會,大抵都是尊重這個遊戲規則的,是為一個超穩定結構。在本來的香港,假如民間「依法」挑戰政權成功,政權不會輸打贏要,同時民間也基本認同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權益。背後不是相信政權,而是相信香港人的common sense,包括法治、程序公義,還有人性。
但由於政權能夠接受的變革,逐漸跟不上社會期望的速度,這個超穩定結構,就急速出現裂痕。新一代恍然大悟,原來數十年來的「反對派」、「抗爭派」,在超穩定結構下,也是廣義的維穩,開始脫離上一代設計的原劇本。北京剩下的選擇,要麼攤牌「現真身」,要麼接受加速改變的訴求,結果選擇了前者,認為強力壓下來,就像1959年後的西藏那樣,一切「撥亂反正」,才是一了百了。
問題是,這是一了百了麼?
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說是以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作為「穩定社會的定海神針」。實質上摧毀的、攬炒的,卻是整個超穩定結構。從前幾乎行之有效的一切,無論是建制的、還是民間/反對派的,都忽然變得毫無意義。那香港人還會相信甚麼?
以議會選舉為例,本來能改變的已經很少,但主流民意畢竟一直尊重遊戲規則地參與,多少予人一絲和平改變的盼望。現在,政權輸打贏要的一面表露無遺,還有沒有有心人有積極性打「議會戰線」?
議會沒有用,民意同樣也沒有用,「反正政權說什麼就是什麼」,放棄了說道理的任何意圖。那為甚麼還要做民調?為甚麼還要表態?至於曾幾何時頗為盛行的聯署,現在除了自我曝光被打壓外,面對撕破臉皮、無視一切內外壓力的政權,明顯是零功用。誰還會浪費時間、燃燒光陰做這種傻事?
香港沒有全民信仰,法治幾乎就是這種信仰。但現在一切強調中式「依法」而不是法治,面對每天出現的執法、司法新例,大家都知道一切已不一樣。一條國安法對整個司法體系的改變,一如納粹德國加入幾條法律,就把威瑪共和國嚴謹的司法制度徹底顛覆。結果,市民互相警惕的不是不要犯法,而是「反正都是這樣」、「係唔係都中」,唯有「識時務」才能安全,反而徹底失去對法治的尊重。從前被視為人生最大屈辱的坐牢,現在普遍被視為冤獄,國際文明社會也普遍凍結了和香港的引渡條例,香港法治還有多少公信力,婦孺皆知。失去了這信仰,香港人還能相信甚麼?
專業主義本來是香港民間信仰另一支柱,潛台詞就是香港的專業人士雖然「討厭政治」,卻不會輕易被政治影響專業判斷。但國安法一出,金融、會計、醫護、教育、社工、飲食、文化、公務員…… 也就是任何職業,只要說出政權不喜歡的說話,做出政權不喜歡的行為,都可以輕易「違反國安法」。專業人士對自己的專業,還剩下多少尊重?留在專業,很難繼續自我催眠說是「守護專業」,為的只是一份糧,背後還有高樓價政策的結構性綑綁。
由於反對陣營徹底失去了對原有制度的任何信念,北京已經「現真身」,傳統建制陣營的價值,同樣蕩然無存。所謂「建制」,本來同樣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誰做了甚麼、捐了多少可以做人大政協,甚麼是de facto「準人大準政協」,哪些荷蘭水蓋「含金量」最高、哪些是給權鬥落敗者的酬庸,圈內人一清二楚。雖然烏煙瘴氣,但起碼也是一種「制度」。「新香港」一切推倒重來,連這種分贓制度也一併失效,每人都要鬥紅鬥專、在自己領域交quota求表現,殊不知,這卻是進一步摧毀制度、也是摧毀自身僅有價值的最後一根稻草。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對政權而言,香港人的團結是心腹大患。去年反送中遊行的二百萬人紀錄,比例上,放在古今中外任何地方,都是絕對超級無限驚人的世界紀錄,那是倍數式突破了傳統反對派極限五十萬人遊行的基本盤。背後反映甚麼,政權不可能不知道。「不可信」的人究竟只是反對陣營、還是包括建制派在內的全體香港人,北京的研判也很清晰。
所以,任何能聚眾的行為,不但是街頭運動,還包括眾籌、結社、乃至食飯、消費,都成為針對目的。連私人通訊、社交媒體,統統都要製造白色恐怖,以確保香港人倒退回絕對個體化的無機整合年代。
令香港人之間失去互信的目的,自然不是要傳播任何(包括愛國主義在內的)意識形態,而是需要散播極端的犬儒和失敗主義。試想,假如香港人都變成100%的愛國者,獨立思考下,假如認為中國政府不夠愛國,那怎麼辦?假如香港人集體全部真心愛國,根據矛盾論,政權反而失去進一步行動的支點。把香港人本來「現實中帶理想、守法中行彈性」的品格和特性改變,把理想主義的部份徹底閹割,反而符合中國共產黨作為唯物主義大黨最拿手的管治方略。
在這樣的氣氛下,要「改造」香港人成為「新人」,並非要他們真心愛國愛港,只是要一切維持看起來的穩定,不管所有人心裏怎樣想,就「達標」。反正現在香港人不會奢望制度內改變的任何可能,也就是連制度內告訴政權「我不高興」的動力也失去,政權需要怎樣的「民意」「論證」「大功告成」,輕而易舉。林鄭月娥一類高官會忽然覺得「權力多可愛」,彷彿做官忽然容易了,所有人都變得「很mild」、「好配合好配合」。
但真相呢?
在每一個人心目中,失去了對原有制度的最後信任,只能退回最基本的求生本能,懂得在公開場合作出周柏豪式表態,忍辱負重、苟且偷生,直到某個關頭才有本錢做會自己。這種犬儒主義,必然很快充斥全港。作為真香港人,要回應,只能反其道而行,知道我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副機器,方知道我們才是有血有肉、活生生、有靈魂的智人。這是中東歐渡過數次大黑暗時代的關鍵,互勉之。
明報筆陣,2020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