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如何雲集兩種制度劣根之大成：「新香港」會比深圳不宜居嗎？ (Patreon)

後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面目全非，我們熟悉的香港已一去不返，以上statement在幾個月之間就成為common sense，相信無論甚麼立場的朋友，都不會懷疑。對北京而言，香港只要繼續維持洗錢、融資功能，政治、社會上完全收緊，到了2047年和深圳合併，「光復新安縣」，劇本已是全速進行。生活在這樣的「南新安縣」，會否比生活在「北新安縣」深圳更窒息？

根據正常邏輯，答案是不會的。這種思維認為，無論香港變成怎樣，好歹還有殘存的法治存在，在非政治議題上依然不會亂來，而且言論自由的空間始終比深圳好，畢竟目前尚未禁網，加上生活水平依然很高，這都令不少朋友覺得現在香港儘管很有問題，但依然比其他內地城市略勝一籌。

但我們也可以從另一面向理解，從而得出剛好相反的答案。

中國式法律、中國式邏輯、中式「依法治國」，本身就是一個自成天下的體系，無論是否喜歡，總有其內在倫理和操作模式。而港英時代遺留至今的普通法、正常邏輯、法治精神、言論自由、積極不干預等哲學，則完全屬於另一套倫理。這兩套理念不能無縫接軌，正是「一國兩制」不成功的最大原因，橘越淮河而為枳，昔日如是，未來如是，不會因為出現「新香港」而有所不同。

以國安法為例，在中國內地，在很多時候，接觸、「被接觸」國安人員，並不會令人特別吃驚。不少常到大陸做學術調研、演講的友人，包括外國人，無可奈何下，都習慣了被國安接觸，過程中，通常有一套潛規則：除非是真正的嚴重案例，否則通常都會先客客氣氣的「約談」，閒話家常、綿裡藏針，到了警告數次後，才會動真格。

這是因為即使是中國法律專家，也會明白國安「法」名義上是法律，實質上涉及國家安全的，不過是情報體系，用法律的框架，只是整合成為「一個說法」而已。根據中國國情，國安法這類法律定義得非常寬廣，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令一般人隨時都可以墮入法網；但操作上，就充滿彈性，經常是因人、因事、因時而異，目的是製造不可測的紅線，去控制整體局面，而不是打擊每一個人，否則無論有多麼充裕的資源，都不可能這樣「辦案」。至於一旦出事，怎樣「操作」，同樣有另一套潛規則。

但在香港，公務員、司法機關、執法人員，雖然不是優秀的決策者，曾經卻是優秀的執行者。看見這樣的條文，假如「真心膠」地認真「執法」，很可能香港起碼一半人都已犯法、另一半人也要開file，結果就是奇形怪狀的案件，天天發生。加上香港的普通法不容許「約談」這樣的操作，結果一出現，就是凌晨六點的凶鈴，效果更令人反感。國安公署成立後，警隊內部又要有國安處，明顯就是微妙的分工，前者抓「政治大案」，後者隨時成為condom，這比內地的公安體系，更令人無所適從。

再以公務員宣誓為例子。即使在內地，忠誠問題也不可能一刀切：有沒有家人有外國護照？多少直系親屬投資外國？這些行為究竟是迂迴「為國立功」，還是「帶槍投敵」？每個案例都有灰色地帶。但在香港，假如一切以普通法方式演繹宣誓的效力和連貫性，很多問題就難以迴避：公務員為甚麼可以持有BNO，卻同時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假如有親人在台灣，是否就是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地違反國安法，需要劃清界線？假如主要資產都不在香港，怎樣履行效忠精神？可以容許多少資產不在香港？這些問題，根據香港的現有機制，要操作，就不能迴避，結果令很多本來以為自己不會「有問題」的人，忽然也人人自危。

被稱為「港區國安法第一大案」的黎智英案如何處理，也是一個指標。親北京媒體窮年累月的鋪墊下，一般市民對「黎案」的「應有」情節都有了心理準備。根據這些媒體的指控，就是黎涉嫌通過某助理收取美國資金、再將資金散發予社會各界，是為「勾結外國勢力」的香港總代理人，云云。但從目前官方對黎的指控，卻看不到任何上述案情的證據，提出的「罪證」，卻包括他在twitter follow特朗普、蔡英文這類好幾十萬香港人也有做的行為，也包括斷章取義的文章摘錄，還有以英文和國際社會溝通這種「滔天大罪」。結果，本來一般香港人都覺得沒有「資格」去參與黎這種層級的「勾結」而食花生，現在才發現，「勾結」的門檻如此低。這反映根據港區國安法，本來辦不了黎智英，除非解釋是「情節涉及國家機密、只能送中處理」，但假如是這樣，香港的官僚卻又交代不了，於是就出現了上述雞毛蒜皮罪名，打擊面卻由三兩人、「一小撮人」變成「沉默大多數」。

加上香港負責執行的人，根據「新香港」定義，絕大多數都懷有原罪，不是港英餘孽，就是地位形同「土司」的地產餘黨，稍一不慎，本身也是國安法的潛在打擊對象，「執法」就唯恐不落力。殊不知缺乏黨內鬥爭經驗的這些人，很容易又落入「左傾盲動主義」的範疇，數年後依然會被清黨、拿來祭旗。整個過程中，「寧左勿右」自保的作風，比早已「完全解放」的內地城市更烏煙瘴氣。在過去數月，親眼目睹不少本來走「開明建制」路線的朋友忽然判若兩人，背後的故事心知肚明。他們的昔日朋友，此刻倒是真的要小心。

由於有了一切都可以「依法」政治化處理的最高綱領，政府卻沒有、或不敢有全國各地地方官都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加上其他操作層面依然以公開、透明的普通法為依歸，結果「新香港」雲集了威權政體、自由政體的缺點，比起單純「依法治國」的深圳，還要令人窒息。

再加上此刻雖然已經「全面管治」，但香港的制度，依然容許不同利益集團「依法」競爭。紫荊黨一類利益集團，其實可能有幾十個，都要在「二次回歸」「改土歸流」之際分一杯羹，期間與本地既得利益集團合縱連橫、藕斷絲連，又無不聲稱代表中央、招搖撞騙，過程中又例必會通過「指證」其他人不夠忠誠，來彰顯自身價值……令「二次過渡期」的香港樹欲靜而風不止，更難穩定下來，把好好一個本來充滿互信、甚至算得上的烏托邦，弄得烏煙瘴氣。誰想到昔日國家領導人李瑞寰口中的這個「紫砂茶壺」，今天居然在一群collaborators手上，破碎得如此徹底？

明報筆陣，2020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