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紫荊黨與「海歸主義」：五十年後，「真香港人」會變成這樣嗎？ (Patreon)

一群海歸精英醞釀組織「紫荊黨」，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出現，究竟代表北京意思、反映某利益集團的計算、背後為了某人抬橋、還是純粹一群人的自發行為，我們不得而知，也不是這裏的討論重點。值得討論的，反而是所謂「海歸主義」的意識形態，與香港傳統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等的價值觀相當不同，而在香港一直缺乏明確代言人。身邊曾經也有不少這類朋友，究竟他們的價值觀、社會結構，是怎樣的？

1.  他們既是「海歸」，自然信奉「有中國特色的國際主義」，懂得怎樣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接軌，與及從中「尋租」。他們與西方世界的中上階層關係良好，華爾街、矽谷等網絡強勁，與之結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某程度上，他們取代了昔日「真香港人」的中介/白手套角色，提供了更被西方權貴（例如拜登兒子）需要的「新白手套」服務：中國的舉國體制能最大釋放十四億人的經濟潛能，這是有自由、人權、民主等包袱的西方商人難以直接抽取的，但不代表後者不渴望那個市場，於是「海歸精英」，就扮演了雙方的橋樑買辦。

2.  海歸精英在國內，也是一個既得利益群體，與其他新興既得利益階層，結成了某種共生關係。相對於昔日太子黨時代而言，現在中產階級在國內崛起，不少年輕人都以創投為人生目標，由下而上、白手興家的可能性比從前高，這也是習近平政府民望的主要所在。他們上流之路，需要借助國際網絡之處甚多，海歸精英也就累積了大量網絡。

3.  他們在香港工作、生活，主要目的就是享受香港自由市場的高效、便捷，特別是要做到內地其他城市不方便做的事（例如匯款、融資），但日常生活是離地的，和本地人的接觸普遍有限。而香港這些優點，其實和新加坡不遑多樣，所以他們在香港和在新加坡生活，幾乎毫無分別。而他們要捍衛的「香港精神」，if any，就是這麼多。

4.  崇尚效率主義也就是「做實事」，令海歸精英比香港建制派更抗拒形式主義，對香港原有制度的尊重/顧忌也更少，更希望推倒重來香港的明暗規則。他們相信香港的分工，應該就像投資銀行內部那樣，有一些外國人當吉祥物和擺設，決策層由內地海歸精英負責，個別可靠的香港人可以參與協助審計，再找一些懂國情的董事、逐個project推展，而不太相信本來的制度主義。因此，他們很看不起曾蔭權一類官僚角色，卻認為梁振英、乃至林鄭月娥，都算是「做到野」的工具。

5.  結構上，香港傳統財閥、地產黨、既得利益集團，可謂海歸精英天敵。由於他們大多在中資公司或跨國公司支部工作，認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絕非有沒有民主、是否重視本土意識一類問題（這些對他們而言根本連「問題」也不是），而是怎樣分配利益、土地等root cause，對經濟上「改土歸流」非常有憧憬。因此，他們反而不介意和部份香港反對派合作，卻對自由黨、經民聯一類背景的建制組織有更多保留。

6.  由於他們受惠於中國近年的急速發展，深信「發展是硬道理」，認同威權主義，討厭任何形式的混亂和低效，相信人生的最高綱領就是安居樂業，這些，都和香港藍絲意識形態大同小異。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很抗拒被拿來和香港建制派相提並論，看不起土共、民建聯、工聯會等的質素，因為他們追求穩定的同時，可以頭頭是道說出一整套「理論基礎」，不像藍絲大媽那樣，只懂得呼天搶地。

7.  由於接受過西方教育，海歸精英對人權、自由等概念有深入了解，也充份知道怎樣微調這些概念，或利用這些概念在不同地方謀生活。由於「與國際接軌」是他們的身份證，海歸精英通常會選擇個別離地國際議題「關注」，例如對BLM一類運動會轉換頭像以示支持，也會捐錢給紅十字會等，去建構自己的「開明」全球精英身份。只是當那些理念來到身邊距離很近的地方，就往往被「穩定壓倒一切」的名義視若無睹。而在美國，這也是不少左翼離地精英的生活模式。

8.  不少海歸精英都予人「開明」的感覺，但同時相當務實，深信到了利害關頭，任何價值觀都應該讓路予利益。有一些會明確坦承上述偏好，另一些則需要更宏大的框架，去合理化自己對價值觀的退讓。所以「反港獨」成了他們在香港向上游的萬靈丹：假如「反對派」只是追求民主自由，其實海歸精英心底裏也可能同情；但只要把「反對派」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歸類為「分離主義者」、「港獨分子」，他們就會如釋重負地劃清界線。

9.  由於權力就是信仰，他們普遍相信「長痛不如短痛」的哲學，抗拒綏靖思想。例如對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大多認為應該早日鐵腕處理，讓香港人「認清現實」，才是對大家的解脫和「最大仁慈」。而這多少和六四悲劇後，中國經濟反而急速發展的親身體驗有關。所以他們不會像開明建制那樣裝作「中間派」，但也不會「何君堯化」，卻會把上述理論以「人性化」角度包裝。

10.  海歸精英在海外時，維持聯繫的工具，自然是種種社交媒體，通常是互聯網經濟的原住民，而中國內地日常生活對互聯網的依賴，已經遠超香港。因此，他們的經濟行為，與內地互聯網經濟圈高度融合，卻與本地社區經濟幾乎絕緣，無論生活在紐約還是香港，都是以同一模式處理衣食住行和一籃子娛樂。這種「結構性離地」，自然令民建聯、工聯會相較下，變得非常「本土」。

11.  海歸精英通常有小資品味，為自己的外國學歷自豪，雖然不一定全都有炫富傾向，但普遍希望被肯定為成功人士。他們會在IG分享美酒佳餚，閱讀《華爾街日報》，偶爾分享人生格言，也可能跑馬拉松打卡或聽爵士樂，充滿「正能量」，形象和蔡素玉或劉江華大相徑庭。而這也成了他們「統戰」人才的手腕。

12.  海歸或內地新移民一直有「行之有效」的組織模式，和依靠中聯辦的傳統建制派不完全相同。例如在海外，大使館、領事館與留學生會、同鄉會等組織，關係雖然千絲萬縷，但後者也有自己的一定獨立性；而在香港，每一個內地生刻意進駐的舊生會、義工團，通常都有一個結構性誘因（例如保險網絡、或部份等同洗錢網絡）。這種網絡和目前陽光下的建制網絡非常不一樣，背後反映的結構性範式轉移，難免令食「殘廢餐」多年的建制派忐忑不安。

明報筆陣，202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