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咫尺地球】「一國兩制」實驗的兩次結局：1959西藏 Vs 2019香港 (Patreon)

香港「二次回歸」，劇情似曾相識，1959年的西藏，幾乎一模一樣的進行過一次。可以想像，在未來的「政治正確版」國民教育教科書，官方口中的「1959年西藏暴亂」和「2019年香港黑暴」，都是分別實質上終結兩地「一國兩制」的導火線。至於民間論述，自然只能靠民間流傳。從中，也可見中央政府對待邊地的手法，始終如一。我們可簡單比較如下。

1.  1951年，中國「和平解放」西藏（其實是輕易戰勝了藏軍簽訂城下之盟），以《十七條協議》容許西藏噶廈政府繼續存在、實行「一國兩制」，是因為西藏地方勢力盤根錯節，一時不可能完全消化。這和《中英聯合聲明》賦予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假設頗為相似：北京研判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不可能即時「人心回歸」，只能buy time，但早晚還是要「改造」。

2.  在北京眼中，西藏作為地緣政治敏感之地，充滿外國勢力干預，英國、印度都將之納入勢力範圍，也認定美國在資助達賴喇嘛（其實1959年前的聯繫相對微弱），還有蘇聯也有意從新疆染指藏區，都令其研判「西藏問題」是「國際顛覆中國的棋子」（無論是否真心相信也好）。而在北京眼中，香港問題一直被定性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陰謀策動顏色革命、顛覆中國的棋子」，同樣屬早晚必須改變的「不正常現象」。

3.  北京一直希望西藏自動自覺進行土改，背後有國家政策的意識形態原因、降低西藏特殊性的地緣政治需求，也有打破既得利益集團、讓新貴集團分享當地資源的經濟部署。但噶廈政府始終抗拒，而不意識到自己其實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空間。對回歸後的香港而言，北京希望推行的「三權合作」，其實也是減低傳統精英影響力、讓經濟資源重新分配的劇本，認為港英培訓的公務員和精英百般刁難，並視之為類似昔日西藏噶廈政府的「deep state」。

4.  中國外交講求「不打第一槍」，從而突顯自己和「帝國主義國家」之不同，因此貿貿然改變《十七條協議》，需要可觀理由。1959年拉薩事變，本來只是重重誤會之下爆發，不久藏民佔領了部份政府單位，公開要求中共離開西藏，形成全面起義之勢。當時毛澤東的指示是「越亂越好」，認為這樣才能大破大立、打「總體戰」，乃至是合理化中共徹底改造西藏天賜良機。北京對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處理，由初期的措手不及，到後期的引蛇出洞，反客為主，聘請國際公關公司向全球宣傳「香港黑暴」，中間明顯改變了政策；林鄭月娥由「道歉」變成「我甚麼都沒有做錯」，也是表徵。

5.  西藏噶廈政府自然同情藏民起義，而且對中共在「政治西藏」以外的「文化藏區」實行土改早就十分不滿，希望群眾運動能給予北京壓力，也希望引起國際注視，卻沒有認真想過破局。想不到北京反而以「矛盾論」把矛盾激化，要真正「攬炒」西藏「一國兩制」。這就像去年不少香港群眾以「攬炒」為口號，其實真正想到今天局面的沒有太多，想不到北京「攬炒」香港一切舊制度、舊規範的意志堅定百倍，才發現自己對對手的冷酷無情，依然有所低估。

6.  西藏的結局是中央政府正式終止《十七條協議》，廢除噶廈政府，成立「西藏自治區」，賦予了和全國大同小異的制度，開始土改，也就是終結運行了八年的「西藏一國兩制」。這和以《港區國安法》「清場」的計劃如出一徹：國安法自然不只是一條法律，更是凌駕香港一切舊制度的緊箍咒，自此香港的一切都不再一樣，雖然還有「一國兩制」之名，但除了方便北京經濟上「走出去」，對一般百姓而言，昔日香港已一去不返。

7.  達賴喇嘛出走西藏，流亡海外，和八萬藏人一起住在印度達蘭薩拉，在那裏成立流亡政府。西藏人口稀少，當時最大城市首府拉薩也不過幾萬人，可見出走的西藏人比例何其多，這還未算後來陸續出走的其他藏人。至於留在西藏的藏人，只要稍有反抗，就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勾結外國勢力一類罪名。香港現在也出現新一波移民潮，部份北京針對的反對派領袖更要以流亡姿態離境、預計了不能回來。北京雖然再三警告各國不要收容香港流亡領袖、不要讓其成立「流亡議會」，但策略上，真正的期盼似乎剛好相反，那樣才能方便進一步進行「大內宣」。

8.  中央政府早期對西藏的政策是「統戰」，雖然有暗中發展地下黨，但表面上始終尊重達賴、班禪，但到了1959年後，就高調宣示「統戰」時代終結，也不再在乎當地人民感受，認為反正對現有的成年人很難「人心回歸」，就乾脆高壓算。所以此後的鎮壓非常赤裸裸，除了令藏人增添新仇，也令外來人口越來越多；它重視的不再是西藏人民感受，而是怎樣通過「大內宣」講述「西藏故事」，去增加全國範圍的愛國主義和管治威信。香港在「一國兩制」的23年，本來也是以「統戰」為主軸，港英餘孽、舊電池、傳統精英照單全收，但現在明顯在說他們的時代已過去，老師、醫護、傳媒、社工、所有人都要清算，恐怕到了徹底控制所有界別以後，才會回復「西藏式『和諧』」，而無論香港人是否開心，主要的傳訊對象，根本是內地人。

9.  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並非沒有反應，聯合國通過了三個決議，呼籲「停止剝奪西藏人民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停止剝奪西藏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層級和聲明力度都不弱，但除了收容藏民，也很難有實際行動，對當時的中國決策也完全沒有制約效果。2019-2020年，各國普遍同情香港運動，也作出了不少針對性政策，但明顯未能令北京行為有任何改變，因為北京研判，只要各國投行還要利用香港齊齊賺錢，大家就依然「有商有量」。

10.  北京在西藏「二次回歸」後，扶植已全面投共的昔日貴族阿沛・阿旺晉美為自治區主席，真正的決策完全歸於漢人，文革期間更有將西藏傳統文化連根拔起之勢。到了改革開放時代，才把類似班禪集團改造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央新利益集團的分派下得到少數持份。這就像香港「二次回歸」後，本來尚且嘗試過走「中間路線」、港英培訓數十年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徹底「幹部化」，真正的決策機制已經與「港人治港」無關，更大規模的「刮骨療毒」才剛剛出現，未來數年悲劇陸續有來。到了最後，新利益集團進駐，才會留下部分本土利益集團當junior partner，不過那時候，還能存在的是誰、還有多少、經過怎樣的衝擊，心照不宣。

11.  紅二代李江琳離開中國後，出版了一系列關於西藏的著作，也接受過《紐約時報》訪問，曾透露毛澤東當時對西藏的決策，包含「練兵」含義。1959年前兩年，已經在其他藏區進行「實驗」，而1959-1962年，則是大規模後續工作，訓練的包括如何在山區適用蘇制武器，也包括如何「改造」一個邊區。現在，中央政府在香港似乎也是在「練兵」，從前香港「一國兩制」對台灣希望有正面示範作用，現在，則是有負面的「警告作用」。

12.  對西藏人民而言，對未來的期盼，在於傳承一個全球範圍的文化西藏，而數十年來，西藏軟實力多少成功征服了西方世界，不過政治上的「地理西藏」，除非出現結構性改變，已不可能改變。對香港人而言，就算有1/10人十年內移民，大多數人還是要在「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活下去，究竟期盼是怎樣？在全球弘揚香港人文化，在「地理香港」盡力在相對安全的前提下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繼續抗爭，還是像「新西藏」一樣主動融入國家的區域整合？究竟除了「移民、順民、暴民」這「新三民主義」，還有沒有其他出路？

明報筆陣，2020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