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咫尺地球】《中國的衛星黨》與「忠誠反對派」：古往今來的下場是甚麼？ (Patreon)

近年不少人在談「忠誠反對派」、「第三道路」，因為這是西方的常見政治生態。我討厭非黑即白，所以一直有很多朋友邀請參與所謂「第三道路」。然而「橘逾淮而枳」，西方可以，不代表其他地方可以：根據國際經驗，在威權社會，「第三道路」是不存在的。

說走這條路的人，其實不過是走「衛星黨」道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專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曾撰寫《中國的衛星黨》一書，是我們理解這概念的理想入門。

所謂「忠誠反對派」，只是威權政體特有的名詞，學界多稱為「衛星黨」，即執政黨外對其不會挑戰的小黨派；相反在民主社會，「反對黨」就是要和執政黨競爭，「忠誠」對象只是人民、而不是執政黨。這些政黨在組織規模和影響力上，都遠遜執政黨，其政綱、組織、活動等，都直接受執政黨影響，基本上是依附於執政黨的存在。他們的身份也不是「反對黨」，而是所謂「參政黨」。目前中國有「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等八個所謂「民主黨派」，國民黨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有「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甚至連北韓也有「朝鮮社會民主黨」、「天道教青友黨」。

值得注意的是，「衛星黨」並不是自誕生伊始就是「衛星」，他們都曾經懷有「第三道路」的理念。

例如中國抗戰勝利後，國共爭天下之時，都要籠絡「第三勢力」爭取民心。當時「第三道路」一方面對國民黨的右派資產階級專政立場不滿，另一方面又不認同共產黨的極左無產階級專政理念，試圖以「中間派」的立場，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調停」作用，以期結束黨爭、組建一個不同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民主政府。他們不僅形成自己的內政外交主張，並在國共兩黨統治區內頻頻發聲，可謂盛極一時。

這股虛火，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息息相關。二戰結束後，國共矛盾已是美蘇冷戰的延續，當時美蘇都避免因中國問題直接衝突，於是「組建聯合政府」，就成了美蘇兩國在中國問題的妥協，正好為「中間派」提供了空間。而在中國國內，抗戰結束時國民黨元氣大傷，而且出現偏袒富豪的結構性貪腐；中共雖佔據基層，但中上層影響力有限；中層階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才有了自己的代表，與國共兩黨進行博弈。

戰後舉行政協會議時，國共代表分別有8人和7人，而親共產黨的民盟一個中間黨就有9人、親國民黨的青年黨也有5人，還有9名無黨派人士，可看作中間路線的高潮。中共建政後初年，對中間派也相當禮遇，建國時的6名副主席，就有三個是「民主黨派」（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這種手腕，和香港回歸初年重用前朝權貴、禮遇「中間派」，可謂一脈相承。

然而「中間派」依賴的國際、國內環境隨著局勢演變，而迅速消失，加上他們沒有自己的軍事實力，要繼續發聲，就全賴政府的恩賜。局勢穩定後，中共再也不需要中間路線，在歷次「改造」以及「文革」，「民主黨派」人士遭受空前浩劫。文革結束後，「民主黨派」這一政治角色，卻在中共的政策要求下得以保留，其中緣由也別有文章。根據司馬晉的研究，這有三方面考量：

• 中共希望通過讓「民主黨派」成員領導各「工作組」，對文革冤案進行平反，從而挽回自己在社會群眾、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形象，樹立起「歡迎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形象，雖然只是形式，但卻紓緩了共黨本身的認受性危機。
• 中共希望「民主黨派」扮演形式上的民主監督角色，成為中共政權對外宣傳的「民主」。一如司馬晉所述，中共控制下的輿論環境中，來自民主黨派的監督「不僅是受歡迎的，而且是刻意所求的」，用今天的話語，就是批評不過火、懂得點到即止、不會在政權結構性問題引起尷尬的所謂「忠誠反對派」。
• 中共希望「民主黨派」代表的社會文化、經濟領域等專業人士，與及相關資源，能通過這些「白手套」更方便地為我所用，從而節省相當數額「直接管治」的公共開支。

然而「衛星黨」顧名思義，就是「紅太陽」的「衛星」，中國的「民主黨派」，從來不被允許過度發展壯大。中共始終對這群代表知識分子、和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專業人士保持警惕，不允許他們在社會產生廣泛而獨立的號召力。因此中共要求所有「民主黨派」的輿論、活動，都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全無當「反對黨」的可能，而且會還通過各種制度、手段，加以滲透和控制。

在「民主黨派」發展早期，部分中共黨員就主動加入，後來又有「民主黨派」成員被「邀請」同時加入中共，名義上是促進雙方合作，實際上自然是便於掌控。「民主黨派」的黨員工資，由國家負責提供；基層「民主黨派」的活動，除了向本黨上級領導匯報，還向中共「統戰部」匯報。司馬晉認為中國的「民主黨派」並不屬於「政黨」，而是「發育不全的機體」，依賴於中共的政權架構，使得中共集權統治「更為可行」。

在冷戰期間的國際社會，「衛星黨」可謂共產政權的政治特色。彼時東歐共產黨和中共一樣，意識到「民主黨派」可以爭取群眾，都保留了一眾花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社會黨」、「民主黨」、「自由黨」和「復興黨」等，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均在議會中佔有議席，然而一旦他們的政策與共黨有矛盾，就被撤職。

時至今日，敘利亞一類威權國家亦有眾多「衛星黨」，被允許集結在「敘利亞全國進步陣線」旗下，服從於阿薩德家族領導的「復興社會黨」。到了敘利亞大亂，反對派奪取半壁江山，這些「衛星黨」依舊毫無獨立角色可言。

所以，「忠誠反對派」、「第三道路」的前提，只能在一個民主社會才能成熟顯現，否則在威權社會，只能是花瓶，即使在局勢未定時，或有短暫利用價值，也不可能長期容納。在這些社會，政治上的「中間路線」是行不通的，因為對立的雙方不是保守黨、工黨那種基於意識形態或最低工資的差異而對立，而是因為對「政權合法性」產生截然不同的對立，前者可以調和，後者是不能調和的，在這一點上，那些親北京強硬派朋友們的說法並沒有錯。

至於純粹的「物理中位」，更是自欺欺人：任何政治光盤按比例都有左中右，北韓、赤柬內部也有「中間派」，然而在正常社會，那都是極左。在威權社會，說要政治上走「第三道路」的人，要麼是全心全意走「衛星黨」路線，說明了也無傷大雅；但要是公告天下說「不偏不倚」、誤導群眾，要麼是天真，要麼是失真。

這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對「第三道路」沒有市場：恰恰相反，任何社會都很需要這種聲音，而且通常還是主流，但作為一條政治路線，在威權政體就是行不通，只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顯示到這路線的生命力。後者的潛能，卻是無限的，勿謂言之不預也。

小詞典：「三三制」

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即在中共主張的抗日民主政權中，中共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員構成。當時中共代表無產階級和農民，「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則代表富農、小資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中共希望藉此團結社會中間階層力量，與國民黨對抗，「統一戰線」也成了中共建政「三大法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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