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進階：評上評🇸🇬】習近平的新加坡國師：從鄭永年的「鳥籠網絡民主論」談起 (Patreon)

中國高層的北戴河會議終於結束，習近平立刻召集「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學者」座談會，並言明是個人名義召開座談，與會的九大學者，正被內媒塑造成「九大國師」。其中一位國師曾長期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也是我的前上司，此刻好應該重溫他的論述，例如他對中國網絡生態、微信世界的研究，就在好幾年前已經備受注視。

大家在香港習慣使用Facebook，往往傾向不使用內地的微信。但事實上，由於國民的極度依賴，微信世界的生態比Facebook只有更蓬勃，也有更全天候的經濟模式。這不單是互聯網生態的觀察，對國際關係也有深遠影響，因為這涉及互聯網與民主化這核心議題。數年前，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就被視為「Twitter 革命」，微信作為「中國Twitter」，在終於成為美國目標之際，又會有什麼角色？

鄭永年的「互聯網時代的中國政治變革」

鄭永年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轉型與治理，也是研究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先驅之一，年前發表了「互聯網時代的中國政治變革」一文，對上述議題很有參考價值。他把中國政治轉型的核心，歸納為「開放、競爭、參與」3個互相影響的過程，在他看來，互聯網為中國當代社會帶來的最顯著變革，在於促進政治的開放性。微博、微信等互聯網社交媒體，讓不同身份與利益的社會群體，獲得幾乎是同級的話語權，開拓民眾表達利益訴求、監督政治行政的渠道，這都已是事實。至於其封閉性的另一面，則被輕輕放下。

鄭永年認為，曾經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員，如今與網民處於同一平台，政府須要回應社會訴求的壓力，並非空談，而是切實存在；只要網民不觸及中共管治的底線（中國網民最擅長擦邊球），就民生事務而暢所欲言的空間，還是很大的。有了「網絡問政」的環境，「競爭」和「參與」這兩個政治轉型的關鍵，便會進一步受互聯網影響。鄭永年把中國政治治理人才的選拔制度，歸納為新加坡那樣的「賢人政治」（meritocracy）之上的民主，即通過政治體制內部長期培養提拔、而非如西方民主政治一般，單純依賴選舉產生。不過，賢人政治本身自帶精英屬性， 獲提拔的官員比選舉產生者，更容易與社會民眾疏離。而互聯網平台，正好拉近政治精英與普羅大眾的距離，提升賢人政治選拔模式的競爭性和質量。這就是鄭永年多次建議的「鳥籠網絡民主論」。

我曾介紹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與社會學系副教授楊國斌關於「互聯網推動中國民主化」的願景，其論述框架是以「公民社會」為核心，寄望互聯網促進民眾採取從下而上的方式解構威權，實踐「草根民主」。然而，這一論述模式假定中國已經發展出成熟的、西方式公民社會，並把政府置於被動應變的地位，難免忽視了政治現實。相較而言，貼近政治現實的鄭永年除了長期觀察中國網絡動態，也深入民間；在鳥籠狀態下，這分析框架捕捉了中國政府、官員與非組織化的公眾之間的互動，則更符合此刻的國情。

「鳥籠互聯網」對中國未來的負面影響

然而，互聯網對中國政治轉型的積極作用，自非必然。無論從頂層設計角度， 還是從草根社會的視野，互聯網以目前方式，對中國政治生態的衝擊，都有難以忽視的負面效應。根據鄭永年分析，互聯網與現實政治交織過程中的一大弊端，就是網絡對現實政治的解構效應有餘、建構作用不足。在國外，類似「阿拉伯之春」中互聯網的力量，可能在短時間內衝擊，甚至推翻一個威權政府。但在之後的現實政治重建過程中，互聯網政治先天的分散性、扁平性、無序性，就嚴重阻礙了新的、具有實質行政能力政治權力機關誕生，最終不少地區，又退回到依靠威權政治維持社會秩序的舊路。無論中國政府、還是國內主流民眾，都很意識到要避免上述情況出現， 因此在促進網絡民主時，往往傾向維持政府的基本權威，只以改良主義為重點。

鄭永年更強調，在互聯網影響政治的過程中，其解構效應不僅適用於威權政府，也同樣適用於傳統意義上的民主政府。這是因為互聯網民主的本質，就與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代議制民主理念有別， 已經打破了國家的疆界，也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在網絡公民的話語中，理論上，每個個體都能直接與網絡世界的其他個體發生聯繫，那麼傳統的政府、議會「集中並反映民意」的職能，就不再具壟斷功能。問題是，在現實世界中，為解決種種社會問題，政府和代議制依舊是發揮實際作用的不二之選，在互聯網理念與現實政治之間，國家權力機構的角色就異常尷尬。對此，中國政府不會、亦不可能毫無反應，也會傾向於通過既有威權機制，建立互聯網部門，而不是任由網民由下而上的建構自己的秩序。

至於互聯網對民粹能量的釋放，在內地社會，程度與特朗普、英國脫歐、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等支持者相比，也是不遑多樣。大陸旅德政治學者彭濤曾擔憂互聯網可能「為民主政治掘墓」，鄭永年在前述文章亦指出，互聯網這一平台跳脫於傳統監管模式之外，可能把社會公眾非理性的一面急劇放大。這種網絡民意對現實政治、民主理念的傷害，可能遠遠高出不少人的預計。傳統意義上民主的核心價值之一，即是「尊重少數人的利益訴求」，但在互聯網民意中，聲勢浩大的網絡討伐，往往導致被討伐一方毫無個人隱私與基本權利可言，淪為網絡民意欺凌的對象。

在「中國特色互聯網」環境中，官方本來就善於針對特定話題，煽動民意，為官方特定立場背書。近年活躍華語互聯網世界的「小粉紅」社群，就不時在官媒（或親官媒輿論領袖）指引下，對眾多港台藝人、政客口誅筆伐，還組隊翻牆於Facebook「洗版」，周子瑜、何韻詩、張敬軒、韓流，都是典型受害人。如果互聯網之花在中國結下這樣的「果」，又有多少人還會一如既往地嚮往民主呢？

以上種種，無不反映出互聯網與民主化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在當代中國社會環境中，將二者做簡單的線性分析，無論是純然正面、還是負面，都是脫離現實的。正如我們談及國際民主化退潮之勢，中國「真．民主化」的未來，同樣不能只依賴互聯網。假如只有互聯網、而沒有其他中介，中國的「民主」，又會變成怎樣呢？我們又曾談及「微真相時代」，特別是講述假如文革時有互聯網的一段，足以成為警示。鄭永年的理想，就是善用互聯網改良中國整體的功用，而杜絕它可能挑戰政體的一面，相信這方面的建言，很合習近平心意。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