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地球】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從非建制派初選爭議，看兩種法治觀的差異 (Patreon)

上週非建制派舉行了立法會初選，選前選後都受到特區政府、中聯辦、港澳辦的高調批評，更指初選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君子不立危牆，多位組織者、協調者都要宣佈退出協調機制避禍。然而說到「犯法」，我們仔細看過相關法律條文無數次，卻依然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是私下請教好些建制派法律專家，他們私下都坦言，當作KOL文宣是一回事，但說到訴諸具體行動，怎樣也想不通包括國安法在內的現行法律，可以如何理直氣壯「搵位入」。

港人和林鄭集團對「一國兩制」的不同理解，全在於此。

香港人和內地人、新加坡人相比，還有甚麼優勢？

在昔日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基本上有充份自由，背後支撐的，正是港英時代小政府、大市場的一套；「市場」除了是自由港的商業市場，還有公民社會、間接管治倫理，以及相信法治的信心。「法治」從來不是嚴刑峻法，而是基於背後的互信，否則任何法律條文都充滿彈性，只要政府走向極端（例如現在那樣），法治就會徹底失去民間信任。無論是整個社會的法律，還是公司的合約、學校的校規，莫不如是，假如有權者不斷搬龍門，自然可以找到「法理基礎」，但那是人治，不是法治。

我們經常問：身為香港人，有甚麼優勢？正正由於充份尊重法治，同時政府積極不干預，香港人習慣了一方面尊重框架，另一方面懂得在框架內盡力擴大空間，工作靈活、懂變通、非常有效率，同時不會無視規矩。和內地精英相比，香港人對甚麼是倫理道德、法律底線、due diligence，有更多重視；和新加坡人相比，香港人不會rigid地墨守成規，沒有那麼多官僚主義，知道怎樣當problem solvers。

非建制派初選，正是在現有法律空間下尋求最大效益的例子。特區政府理解的法治，卻不作如是觀：

「可能」違反國安法，具體理據在哪裏？邏輯在哪裏？

1.  特區政府說初選「可能」違反國安法的理據之一，是說這可能「干預、操控選舉」；但究竟怎樣「干預、操控」，就語焉不詳。自從香港有選舉以來，不同陣營、不同界別，自然都充滿各式各樣的初選，這是非常正常的程序，和法律並無關係，何況從來「干預、操控選舉」的爭議，反而在建制一方。例如2016年立法會選舉，自由黨候選人周永勤表示自己和身邊人受威嚇，突然宣佈退選、避走英國，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透露中聯辦曾要他勸退周永勤，因為擔心同區何君堯的選情。又像今年立法會選舉，新民黨的現任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未能爭取連任、被忽然入黨的李梓敬取代候選人資格，曾投訴黨內機制不公，據容海恩丈夫袁彌昌受訪時表示，太太被「協調」走，只是因為她和中聯辦有關官員的關係不及李梓敬。假如周、田、袁說謊，可以說是誣衊國家政權、煽動憎恨的「違反國安法」了，卻不見有關方面追究；假如他們說法屬實，那更貼近「干預、操控選舉」的指控，同樣不見追究。至於非建制派初選，只是honor system，也沒有苦主候選人投訴，「干預、操控」一說，不知從何說起。

2.  特區政府另一理據，認為初選有候選人支持否決財政預算案，屬於「攬炒」，就是「顛覆國家政權」，又是可能違反國安法。但邏輯上，這策略「對不對」是一回事，每人（包括非建制派內部）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否「犯法」，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根據《基本法》，否決財政預算不但是容許的，否決後出現甚麼局面、政府要怎樣回應，也都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假如否決財政預算案屬違法，《基本法》好應該列明立法會不得否決，以免「癱瘓行政機關有效施政」；假如否決財政預算案屬於「顛覆政權」，所有參與基本法起草的委員，公然容許「顛覆政權」的行動在合法空間下存在，根據今天的邏輯，他們才是集體違反國安法。

3.  另一個說法，認為非建制派候選人假如參選時就言明「攬炒」，也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然而「攬炒」只是文宣，並非法律字眼，每人的理解都南轅北轍，更多人認為林鄭月娥才是「攬炒之母」，她一年顛覆了香港百年基業，才是國安法頭號疑犯。根據普通法，假如候選人事先張揚進入議會後從事違法活動，例如「一齊衝去燒議會」，自然構成法律問題（高呼「殺無赦」安然無恙，只是建制派專利）；但假如只是事先張揚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不會因為是否張揚，而對責任有任何變改。要是一名議員強調「討厭政治、關心民生」，到了表決財政預算時，發現預算案問題處處、不得不投反對票，是否也是「違反國安法」？要是這是違法，是否財政預算只能贊成？假如他不違法，為甚麼其他投反對票的議員就違法？

4.  還有一個說法，來自近來積極就香港事務發言的內地學者田飛龍。他認為初選「吸引和突顯的主要人群集中在本土激進派，既完全排除了愛國建制派，更壓制和裹挾了傳統泛民主派，製造機會和曝光度給青年本土激進派，推動香港選舉政治的極化和極端化」，所以違反國安法。諷刺的是，本來最抗拒初選的，都是所謂「本土激進派」；而在上一次非建制派初選（2018年立法會補選），「本土激進派」也是被邊緣化的對象。那是否「傳統泛民主派」大勝，在特區政府或其代言人眼中，「初選」就由「違法」變成「不違法」？值得注意的是，新任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初選前夕，「遲不遲早不早」，忽然高調恐嚇初選涉嫌違法，新聞立刻「洗版」，大大推高初選投票率，而可能被他嚇至不敢參與的人，相信只會是溫和選民。那「推動香港選舉政治的極化和極端化」、可能違反國安法，豈非曾國衛本人？在中共語言，這是「林鄭月娥集團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根據國安法條文，需要時，一定有一條能夠治罪。

「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林鄭月娥有違反國安法嗎？

5.  最有趣的「法律」觀點，還是來自曾長期在大律師公會資歷排行十一、曾是「反中亂港派頭目」、但現已「改過自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大律師。他非常坦白，認為問題出在初選組織者戴耀廷教授身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幼稚園學生也知道的common sense，假如一個本來沒有問題的初選，因為組織者是某人而變得「有問題」，這樣對法治的理解，未免太「進步」，恐怕也和十一年前的湯家驊有根本差別。

6.  所以最後，初選可能違法的理據，排除了一切普通法的可能，只有一個：由國安公署蒐證，證明戴耀廷「證據確鑿勾結外國勢力」，然後因為事涉國家機密，要「送中」審訊。到了如此「一國」層次，我們一般人自然無可辯駁。不要以為這是危言聳聽，田飛龍正是如此為初選「定性」的：「初選在政治上挑戰特區憲制秩序，在法律上涉嫌觸犯國安法，美國卻公然以非法的長臂管轄法案加以支持，更有國務卿蓬佩奧對非法初選添油加醋，推波助瀾，『港版顏色革命』繼續延燒」。

用到這種語言，不談邏輯、不談證據、一切猜測動機，說甚麼就甚麼好了，whatever la。但廣大市民會否發自內心的尊重這種「法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正如千年前韓世忠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明報筆陣，202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