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隨筆】 大案前夕的二十三條，政權動機可以很微觀：局內人的一個解讀 (Patreon)

《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的幾大冤獄：初選「案」、立場新聞「案」、黎智英「案」等等，都會很快宣判。而宣判之前大約兩個月，新港府就匆匆忙忙的立了內容更模糊、更大包圍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為甚麼二十三條要匆匆立法，之前我們也提及不同可能性，然而一些從牆內出來放風的朋友，也許是當局者清，有一個更簡單直接的假設，可能更值得思考。

還記得不久前，我們訪問了現居美國的前香港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C先生，談及二十三條立法後，國安犯不能按慣例因為「行為良好」獲得減刑，而要「坐足」的法理依據、和可能後果。當時我們就談及，是不是以後所有因為《港區國安法》而判刑的人，都一定要「坐足」，認罪不能扣減，行為良好也不能扣減？那其他因為「國安性質」、由國安警拘捕、但用其他法律提控（例如暴動罪）的呢？再推而廣之，再外一層的一般罪名、但又明顯帶有政治含義（例如黎智英的「欺詐科學園案」）的呢？

根據這思維，《基本法二十三條》之後，起碼有一個客觀效果，就是上述幾大案的被判刑者，就很可能不會獲得任何減刑，要「坐足」。

記得有朋友離開香港前，探望過戴耀庭教授。他當時十分樂觀地安慰朋友，說就算十多年刑期（劉曉波在中國大陸也「只是」判十一年），認罪扣減1/3，行為良好扣減1/3，其實實坐的也不用太久，而他們被未審先囚至今已經關了超過三年，所以「很快」就可以再見面。

現在，自然知道國安案認罪是不會扣減的（見呂世瑜案），國安案行為良好也是不會扣減的（見「美國隊長案」），十多年可能就是literally十多年。而且「新香港」會否判得比大陸劉曉波的十一年更重，誰也說不准。

對一些政權眼中的「重犯」而言，這些數學公式，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結果。以黎智英為例，他今年已經76歲，如果判監二十年，根據舊制，依然有可能活著出來；但用了「完善制度」，就是另一回事。而且知道了新例，自然也會達到摧毀士氣的效果。

不過與此同時，《基本法二十三條》並沒有一刀切，說凡是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都不會獲得減刑，只是說一切都是懲教處處長的 discretion，要他基於「是否信納囚犯出獄後不會危害國家安全」去作出研判。換句話說，其他「國安類案」囚犯要是根據同一基準要「坐足」，可以援引上述條文；但就算是正式的「國安犯」只要被「信納」，也依然可以獲得減刑提前出獄。

What's the immediate implication?

回到上述大案。《港區國安法》的案件被告就算認罪，也很可能不會扣減刑期，雖然條文有所謂「主動終結犯罪行為」等廣義的「合作條款」，但既然有了案例，認罪減刑空間依然有限。那怎樣鼓勵被告合作？有了《基本法二十三條》，就有了 differentiation：有些人就算「行為良好」，也不會得到1/3減刑，但另一些就可以，因為得到懲教處處長「信納」。

這樣一來，判案期間的合作誘因就會進一步增加了。而就算是其他案件的在囚人士，也會直接受影響。舉例：如果懲教處職員要求犯人拍宣傳片、協助大外宣，一旦拒絕，是否就等同讓懲教處處長信納自己「提前出獄會危害國家安全」？以往拒絕不過是拒絕利誘，但在「完善法例」之下，卻可能是以幾年的自由為代價。

用這個角度理解《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急就章，似乎也不是不能解釋一些操作性思維，不要把他們想得太有strategic thinking 思維。

一嘆。

▶️ 前香港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C先生：《23條》立法後，國安犯不獲減刑，合理嗎？何謂「行為良好」？其他囚犯會步其後塵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mvLkabtaw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