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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緣拜讀馮先生的著作,當然沒資格評價馮先生的才學。  

不過,如果要二元地劃分「傳統知識分子」與「馮老業餘科普」兩條路線,其實也不太恰當。  科普的目的是什麼呢?是不是作者整理好、包裝好一整套知識理論,然後讀者自己不經過思考就全盤收貨?還是想一個課題呈現不同的角度,讓讀者自己判斷一下哪種角度較為貼近現實和合理?  

像我這樣一個業餘讀歷史的人,早已經習慣對任何觀點都抱有懷疑。任何見解都有各自的漏洞,最好盡可能所有觀點都介紹一下,就會比較接近真相。  

教授2022年發表的《國際香港誌》就是很好的例子。看香港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除了主流的「愛國史觀」「中華朝代史觀」,還有其他林林種種的如「港口研究」、「陸地城市史觀」、「濱下武志學派:海洋網絡史觀」,跳脫了主流、國家級政治宣傳、教科書國別史的局限。  

我認為這是教授對香港歷史、文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研究香港歷史的人有很多,亦有不同的觀點,但要一般人全部都逐一認識就很難。  好比消費市場有很多林林種種的商品,單是生產這些商品是不夠的,還需要有tertiary的產業將商品帶到end-user手上(其實即係零售業)。  

教授列舉的那些林林種種的史觀,其實就係知識生產成品,到最後需要像教授這個科普人deliver給大眾,才算是一條完整的經濟生產鏈。最優秀的科普人,就是要將不同種類的「貨品」呈現到「消費者」眼前。  

當然,我們不能夠期望一般大眾對學術的課題有太多思考,他們通常都沒有受過學術訓練,而且生活繁忙,又有何時間精力去思考這些相對與現實脫節的嚴肅課題?  這就造成很可怕的情況出現。農場文、梗圖興起就不在話下,懷舊的情結令他們只依賴舊相片認識過去,或者只靠電影、電視劇認識歷史。  

結果就是,他們明明一無所知,卻又已經有了自己認識世界的一套「見解」,然後就自以為已經看透世事。(有時我覺得,金庸安排《鹿鼎記》中的韋小寶這個文盲愛聽說書是另有深意的,諷刺的是,到第四十六回,韋小寶竟然用說書聽來伍子胥的典故刁難施琅,不可謂不「學以致用」。)  

如果我們相信民主、相信公民社會,除了要對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有信心,還須要不斷提高民智、培養大眾的獨立思考,這樣的工作本應由有一定知識根底的學術人去做。  

我不敢斷言馮先生沒資格,但如果馮先生就如教授所描述的一樣謙遜、沒有架子、有熱誠(即係唔太計較利益得失,只希望將自己所知傾囊相授),這就已經是很多的學術人都沒有的優點特質。  

如今,有多少所謂科普人一心希望將自己的知識貢獻社會?還是只是想做個成功的KOL、建立自己的山頭、主動投身到網上是非圈的醬缸、爭奪相關課題的話語權?  

馮先生的業餘屬性就有這樣的好處,當馮先生根本不依賴販賣知識維生,他就毫無顧慮,單純為科普而科普,無須要考慮市場,只做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  

要是「傳統知識分子」與「馮老業餘科普」兩條路線能夠互相取長補短,要是所有的學術人知識分子都有馮先生這樣的業餘屬性,放下架子、面子,大氣無私地分享自己所知、教育一般民眾,而且多關心社會時事、盡量為不平事發聲,哪怕現在沒有民主制度結構,香港的公民社會、民族元氣就有希望了。  

這是「以個體影響結構」的漫長道路,這是很大的理想,但有這樣理想的人我相信仍然有的。

▶️ 葛劍雄教授和「歷史虛無主義」:讀歷史會違反國安法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llP7wDx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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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George

The first obligation of a rational person is to question authority based on evidences and f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