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書介】 當「中間路線」淪為「跟班政黨」：民眾黨的未來？ (Patreon)

根據「大中華」歷史規律，當「中間派」依賴的國內外環境隨局勢演變而迅速消失，加上他們無軍事實力，要繼續發聲便全賴政府恩賜。

1949年中共建政，初時還算「禮賢下士」，但局勢穩定後，中共再不需要中間路線，結果在歷次「改造」及後來的文革，「民主黨派」人士遭空前浩劫。文革後，「民主黨派」這一政治角色在中共的政策要求下得以保留，其中緣由也別有文章。

據司馬晉研究，這有三方面考量：

1）中共希望通過讓「民主黨派」成員領導各「工作組」，平反文革冤案，從而挽回在民眾，尤其在知識分子中的形象，樹立「歡迎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形象，儘管只是形式，但紓緩共黨的認受性危機。

2）中共冀「民主黨派」扮演形式上的民主監督角色，成為中共政權對外宣傳的「民主」。一如司馬晉所述，中共控制下的輿論環境中，來自民主黨派的監督「不僅是受歡迎的，而且是刻意所求的」。用今天的話語，就是批評不過火，懂點到即止，不會在政權結構性問題引起尷尬的所謂「忠誠反對派」。

3）中共希望「民主黨派」代表的社會文化、經濟領域等專業人士及相關資源，能透過相關「白手套」更方便地為我所用，從而節省「直接管治」的相當數額開支。

但顧名思義，「衞星黨」就是「紅太陽」的「衞星」，中國的「民主黨派」從來不被允許過度發展壯大。中共始終警惕這群代表知識分子及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專業人士，不許他們在社會產生廣泛而獨立的號召力。因此，中共要求所有「民主黨派」的輿論與活動，都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全無當「反對黨」的可能，且通過各種制度及手段，加以滲透與控制。

「民主黨派」發展早期，部分中共黨員便主動加入，後來又有「民主黨派」成員被「邀請」同時加入中共，名義上促進雙方合作，實際上是便於掌控。「民主黨派」的黨員工資由國家提供，基層「民主黨派」的活動，除了向本黨上級領導滙報，還向中共「統戰部」滙報。司馬晉認為中國的「民主黨派」並不屬於「政黨」，而是「發育不全的機體」，依賴於中共政權架構，使中共集權統治「更為可行」。

冷戰時的國際社會，「衞星黨」是共產政權的政治特色。當時東歐共黨跟中共一樣，意識到「民主黨派」可爭取群眾，都保留一眾花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社會黨」、「民主黨」、「自由黨」及「復興黨」等；東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及「自由民主黨」均在議會佔有議席，但他們的政策一旦與共黨有矛盾，便被撤職。今天，敍利亞一類威權國家亦有眾多「衞星黨」，被允許集結在「敍利亞全國進步陣線」旗下，服從阿薩德家族領導的「復興社會黨」。到敍國大亂，反對派奪半壁江山，相關「衞星黨」依舊毫無獨立角色可言。

所以，「第三道路」的前提，只能在一個民主社會才能成熟顯現，否則在威權社會，只能是花瓶，即使在局勢未定時，或有短暫利用價值，也不可能長期容納。在這些社會，政治上的「中間路線」是行不通的，因為對立的雙方不是保守黨、工黨那種基於意識形態或最低工資的差異而對立，而是因為對「政權合法性」產生截然不同的對立，前者可以調和，後者是不能調和的，在這一點上，那些親北京強硬派朋友們的說法並沒有錯。至於純粹的「物理中位」，更是自欺欺人：任何政治光盤按比例都有左中右，北韓、赤柬內部也有「中間派」，然而在正常社會，那都是極左。

在威權社會，說要政治上走「第三道路」的人，要麼是全心全意走「衛星黨」路線，說明了也無傷大雅，但要是公告天下說「不偏不倚」、誤導群眾，要麼是天真，要麼是失真。這不是說我們的社會對「第三道路」沒有市場：恰恰相反，任何社會都很需要這種聲音，而且通常還是主流，但作為一條政治路線，在威權政體就是行不通，只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顯示到這路線的生命力。後者的潛能，卻是無限的，勿謂言之不預也。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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