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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的民眾黨在台灣大選異軍突起,成為政壇「第三勢力」、「第三道路」,而在西方,這也是常見的政治生態。我們從來討厭非黑即白的人為建構,但「橘逾淮而枳」,西方可以,不代表其他地方可以。按國際經驗,中國大陸、「新香港」這類威權社會絕不存在所謂「第三道路」,說走這條路的人,其實不過是走「衞星黨」道路。那在台灣呢?

要了解「衛星黨」的概念,我們應該參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專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曾撰寫《中國的衞星黨》一書,這是理解這概念的理想入門。

「衞星黨」是指威權政體中,除執政黨之外的小黨派。這些政黨的組織規模及影響力都遠遜執政黨,政綱、組織、活動等均直接受執政黨影響,基本上是依附於執政黨而存在。他們身份亦非「反對黨」,而是所謂「參政黨」。目前中國有「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等8個所謂「民主黨派」;國民黨戒嚴時期的中華民國有「中國民主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甚至連北韓也有「朝鮮社會民主黨」與「天道教青友黨」。

「衞星黨」並非自誕生伊始就是「衞星」,他們都曾有「第三道路」的理念。例如中國抗戰勝利後,到國共爭天下之時,都要籠絡「第三勢力」爭取民心,當時「第三道路」一方面對國民黨的右派資產階級專政立場不滿,另一方面又不認同共產黨的極左無產階級專政理念,試圖以「中間派」立場在國共兩黨之間發揮「調停」作用,以期結束黨爭,組建一個不同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民主政府。他們不僅形成自身內政外交主張,並在國共兩黨統治區內頻頻發聲,盛極一時。

這股虛火,跟當時國際形勢息息相關。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首先提出了所謂「三三制」的「統一戰線」政策,即在中共主張的抗日民主政權中,中共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人員構成。當時中共代表無產階級和農民,「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則代表富農、小資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中共希望藉此團結社會中間階層力量,與國民黨對抗,「統一戰線」也成了中共建政「三大法寶」之一。

二戰後,國共矛盾已是美蘇冷戰的延續,當時美蘇都避免因中國問題直接衝突,於是「組建聯合政府」便成為美蘇在中國問題的妥協,正好為「中間派」提供空間。

在中國大陸,抗戰結束時國民黨元氣大傷,且出現偏袒富豪的結構性貪腐;中共雖佔據基層,但中上層影響力有限。這樣,中層階級、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才有了自身代表,跟國共兩黨博弈。戰後舉行政協會議時,國共代表分別有8人及7人,親共產黨的民盟一個中間黨則有9人,親國民黨的青年黨也有5人,還有9名無黨派人士,可看作中間路線的高潮。中共建政初年,對中間派相當禮遇,建國時的6名副主席有3個是「民主黨派」(宋慶齡、李濟深、張瀾)。

值得注意的是,這手腕與香港主權移交初年重用前朝權貴及禮遇所謂「中間派」,可謂一脈相承。

但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待續)

*改編自沈旭暉《信報財經新聞》文章

▶️ 在台香港留學生、前大學學生會主席陳維聰:香港人閱讀台灣總統大選,要避免哪些盲點?柯文哲受年輕人歡迎,可以持久嗎?(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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