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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12月,隨緣家書大長篇希望分享一個新系列,圍繞離開香港之後不斷反思的一個 / 一組問題:究竟昔日我們在香港的時候,將公眾人物 / 所有人區分為「(泛)建制派」、「(泛)民主派」、「(泛)本土派」,和香港昔日的結構相比,是否名副其實?在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我和這三組陣營都有很多交往,雖然很少公開月旦人事,但心底裏從來覺得入面都有「好人」和「壞人」。但究竟他們的「好」和「壞」,背後又有哪些結構性成因?

思考這些問題的緣起,來自我眾多寫作計劃當中的其中一個心願:寫一本名叫「Hong Kong: The Hidden State」的書,講述在舊香港社會表面上處於不同陣營的人,特別是精英階層,相互之間其實是怎樣你中有我、我中有理,互相又是靠甚麼方式可以非制度性地聯繫。這又可以反映在2019年的《逃犯條例》,為甚麼會有出乎北京意料的跨階層、跨立場社會反應;即使是時至今日,在公務員、商界、專業團體入面,對「新香港」抗拒的依然非常多,只是不能公開表達罷了。

要理解為何香港大多數人的收入來源都來自某個利益集團,但意識形態傾向卻又是傾向另一個利益集團,無論解釋多少次,對海外朋友而言,始終難以完全理解;相信到了幾十年後的香港人(如果還有這身份的話),也難以完全理解。

在這個「hidden state」,主角有的是公眾人物,但更多是不為公眾認知的有心人,他們在各自的崗位有各自的角色,而且有自己的方式 connect。我們必須要認識舊香港的這種結構,才能填補各方陣營各自的文宣、和形象平面的人物誌的不足,明白香港為何既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鬥爭主導,但同時又有一套大多數人認同的核心價值去指導社會運作。在外國,其實有不少研究 network building 與社會資本的論文,但在華人社會始終未能完全掌握。可以從研究角度說好這個真香港故事、又認識有關各種人物的人很少,有時令我甚至覺得做好這一本書是責無旁貸。

但我擱置在案頭完成了95%、始終不願立刻出版的東西已經很多,例如那一整套關於香港涉外關係歷史的叢書。歸根究底,除了種種具體考慮,就是有很多問題還是未能想通。以下這一組問題的拋磚引玉,就是典型例子。

我們先說「民主派」。

在「極端建制派」眼中(注意,其實在建制派內,這批人本來非常被邊緣化),民主派就是來搞亂香港的一群人,早就應該全部掃地出門,沒有存在的價值,因為他們的訴求是一個偽命題:要麼就不要承認「一國兩制」,要麼就接受「北京說了算」的絕對權威。至於在傳統民主派領袖眼中,他們自然代表了主流民意,在幾十年間,頂住了種種荒謬政策未能大規模出現,屬於不可多得的社會良心;而在一般人當中,「泛民領袖」的身份確實長期有一定光環,一度對「支持民主=投民主派=這是唯一手法」這簡單公式深信不疑。但在不少新一代眼中,通過陳述客觀事實,民主派一直未能爭取民主、又未能夠促成任何改變,反而成為了中共論證「一國兩制成功」的工具,自然是理所當然的建制一部份,所以對他們看得很犬儒。

然而某程度上,這三種聲音並非互相排斥的,其實都是反映了同一組事實:民主派在舊香港的獨特結構性角色。要了解這個結構,我們應該拋開立場,先點列出他們的具體角色再談。

(待續)

▶️ 劉慧卿:和理非非掌門人 被罵賣港最不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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