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深度評】 中美和風的荒謬：中國修訂《反間諜法》，必然造成外資大規模離境（六，完） (Patreon)

在商貿層面來看，中國《反間諜法》的修訂猶如一把利刃架在外資的頸項上，並且賦予其以「反間諜」的名義來對這些公司進行搜查，盜取資料、數據和技術。基本上，中國對外資所採取的行動，可以形容為「請君入甕，甕中捉鼈」，一方面以利益和優惠的條件引誘其進入中國，但只要對方進入中國，就會暴露在「反間諜」的風險中，再也沒有主導權。

有了這些制約，中美怎樣吹和風，都顯得不設實際。我們也可以通過下列理論進一步理解中國的策略。

Peter Evans (1995) 在研究東北亞經濟轉型的時候，針對發展主義，即由國家主導經濟轉型和發展的經濟邏輯中，發展出「嵌入性」（Embededness) 這個概念。「嵌入性」是指國家與社會（多為的私營企業）通過持續的合作和互動，達到經濟發展的目標，兩者互相重合。Evans 指出這些國家在促進經濟轉型和發展的時候，會有四種角色，其中之二便是相輔相成「助產士」（Midwifery）、以及「監護者」（Custodian）的角色。前者可以理解成為國家以有利的政策，幫助目標企業和工業範疇的發展，後者則可以理解成為監管者（regulator) 以及執法者（policing）。例如 1970 年代的印度在經濟發展中，提出的牌照、准證以及限額制度，就是監管者的角色。Evans 同時強調，執法和監管的舉措，可以是「馬刺和韁繩」（Spur and Reins) ，即可以促進，亦可以限制產業的發展。

上述學說主要針對國家內部經濟轉型，但其實也針對國家主導的吸引外資政策。Evans 曾以日本為例，發現日本吸引外資的主要目是以更便宜的價錢獲得技術，並強迫外資公司與本地公司組成合資經營。放在中國的語境，也是同理。中國要發展經濟，吸引外國資金進入中國投資的時候，普遍採取「助產士」的角色，推出優惠和有利的政策，即使在《反間諜法》修訂之後也一樣。例如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見》，聲稱會以更完善的版權、專利機制，自貿區、國家級新區等吸引一些重點產業如醫藥、互聯網行業，進入中國投資和生產。結果外商在中國的利益，自然就會與中國政府進一步綁定，互相「嵌入」。

可是，當中國有需要的時候，卻會斷言改為採取「監管者」的角色。這些外資企業，尤其是掌握信息、科技、數據的科技公司，便會暴露反間諜法的風險之中，令這些公司專利技術、用戶訊息、數據和資料等，蒙受不必要的風險。

此說並非憑空幻想，乃是基於事實的推敲。觀乎在美國那斯達克上市的主要公司中，他們在中國投資和營利的數據，不難發現其中相當部分已經深深「嵌入」中國之中：

上述包含在納斯納克指數的上市公司，大多與科技、訊息、數據有關，其收入和投資都很大程度與中國扣連在一起。例如擁有無人駕駛技術、星鍊技術、太空科技、以及大量用戶行車和安全數據的 Tesla ，在上海市政府邀請下，在上海開設了超級工廠。同時，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公司例如半導體公司播通、高通、德州儀器、恩智浦、芯源系，以及半導體公司龍頭之一的英偉達等，在中國的收益都佔其重要比重，高通更有超過 60% 收入來自中國。

由於他們深深「嵌入」在中國的消費和資本市場，加上他們擁有大量數據、資料和科技。在《反間諜法》修訂版通過後，如中國因反間諜活動而需要這些公司繳交數據、技術、資料，這些公司亦很難不合作。

中國 《反間諜法》的修訂，使得跨國科技公司需要面對額外的政治和法律風險，中國甚至可以使用「反間諜」的原因，要求這些科技公司提供第42條中的「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協助」。如是者，這些公司除了利益考量外，也會因為《反間諜法》的規定，勢必要提供資料、數據甚至是技術，以滿足其「維護國家利益」的法定責任，損害西方自由世界的利益。

美國聯邦政府亦覺察到這方面的威脅，制定一系列的法案，例如《科學與晶片法案》等，限制出口敏感晶片和技術到中國的同時，也限制這些科技公司到中國投資的範疇和規模，以免這些公司在泥潭越陷越深。有了這些框架，中美領導人短暫的「和風」，又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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