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書介】 《太古集團於近代中國》：「太古之所以倖存，是因為香港幸存了」（下） (Patreon)

畢可思教授受太古邀請書寫此書，但並非歌功頌德，而是探討真正的歷史。他首先問了一個結構性問題：這家公司是如何由利物浦的小舖，變成香港雄霸一方的大企業，歷經滄海桑田仍屹立不倒？《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總結了三個原因，分別是「家」，指出太古有強大的家族關係、社會網絡，可以吸納、善用人才；太古的「網絡化企業」，會隨時代改變發展多元企業，分散各種風險；以及「帝國」，充分運用了英國殖民力量提供的機會，並且也視乎情況，與昔日的反對者或承襲者結盟，沒有任何思想包袱。

其中，畢可思認為太古以香港作為企業的經營地點，對其國際化的成功至為關鍵：「它（太古）之所以倖存，是因為香港倖存了」。大多數的英國海外貿易公司都隨著去殖民化潮流消逝，唯獨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直到《港區國安法》出現前，仍然是可供安全營運的城市，而太古作為新政權眼中的「港英餘孽」，也用盡方法去適應新世代，雖然不少香港人認為這是曲意逢迎，但那就是太古生存之道。

這讓我想到，曾在一篇舊文〈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論及，在英國殖民香港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在權力機構充滿自己的代言人，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運作著非正式的民間政府。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這些英資龍頭在香港的影響力才退減，但生命力甚至比起英國政府的正式管治更頑強。

《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談到香港、廣東和英資企業的歷史關係時，特別指出：「我們也許可以思考，是不是應該把中英關係這個階段重新想像為粵英關係，重新思考（以太古為例的）一八六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期間，中英之間所經歷的核心，其主要實質關係其實是這種緊密糾纏的英國利益與廣東利益，更確切來說，主要是廣東省內一處名為香山縣（或今天所知的中山）的小區域及其鄰縣。」此種「粵英關係」的詮釋，突破了以英國或中國的國家本位歷史立論，為太古這類英資企業在香港的角色重構了「全球在地化」（glocalized）元素，對今人習慣了非黑即白二分法後回看這段歷史，極具啟發。

這部著作止筆於二〇二〇年，無獨有偶，香港早一年發生巨變，而在同年，香港政府正式通過《國安法》，成就了敵托邦式的「美麗新香港」，太古面對進退維谷的兩難，神話也難免劃上終章。兩年之後，畢可思出任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新成立的香港史研究中心，在香港不能再百花齊放地研究自己真正的歷史之際，承傳了一位歷史學者的歷史責任。正如畢可思慨嘆，「新中國的商機最初讓受到中國市場古老神話影響的一些人踏上激勵人心的冒險，然而興奮之情如今已經平息下來」，並點明「所以我走筆至此，索性止於這個歷史邁向一個新階段之前」，惋惜之情，溢於言表。經由《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讓我們回顧、思考昔日香港歷史的可貴之處，同時，作為未來歷史的見證人，繼續比較、分析新階段的差異。也許，一切都盡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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