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法國黃背心運動對香港的啟示：如何由單一議題，轉移至對政府的集體不信任 (Patreon)

2018年，法國全國爆發「黃背心」群眾運動，起因是抗議法國政府增加燃油稅，但很快演變為各界對走中間路線的馬克龍總統的全面不信任，極右、極左等非主流政黨領袖尤其支持，但運動核心並無組織帶領，主要依靠社交媒體，成為新世代社運的典型。運動高峰時有數十萬人參與，警方鎮壓造成十人死亡、百多人受傷，至今尚未完全平息，不斷有不同版本的後續死灰復燃。

如何處理僵持不下的示威，是世界個地管治的核心議題。在2019年，不少國際媒體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與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看齊，也有智庫提出林鄭月娥應參考法國政府處理「黃背心」的模式，舉辦「全國大辯論」，直接落區向民眾解釋政策，藉此修補已撕裂的政府—社會關係。「黃背心」運動的「初心」，自然與《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運動難以輕易類比 ，但法國政府的處理方式，確實對為何香港特區政府不能善後、只能粗暴以《國安法》清場，帶來一定啟示。

法國的「黃背心」示威，如前述，源自法國油價問題、與總統馬克龍的社會改造計劃，包括提高燃油稅、傾向商界的稅制改革、教育改革，針對的是法國經濟政策的總體傾向，而不是法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價值。物質分配問題，自然可以物質分配的方式處理，因此當「黃背心」發酵後，馬克龍先後宣布多項針對性讓步措施，如暫緩燃油稅、提高最低工資、撤回低收入人士退休金的加稅等。雖然政府未能完全回應示威者的憂慮及訴求，但至少擺平了部分工會及商界的憂慮，大抵維持了歐洲自二戰後定下的「社團主義」框架，釋除了大部分民眾對體制的整體不信任。

換句話說，維持民眾對體制的基本信任，是法國開展「全國大辯論」的目的。由於不同的社區辯論，會各自設立一些討論議題及焦點，好讓辯論有所聚焦，從而以「參與」及「直接民主」的方式，重新整合已撕裂的社會。

但當一個政府未能取信於民，未能以有效方法回應民眾一些較易處理的訴求，就容易失卻民意對政權的根本支持，那怕是所有行動看似「依法」，但對不少民眾而言，行動卻不會「合理」，因為政府早已失去認受性。例如議題設定會被視為「篩選」，可發問人選會被視為「造馬」，選擇性出席地區論壇就是「閉門造車」。法國政府固然可以斥責民眾「不理性」，因為在社會「無stake」而想「攬炒」，但政府本身是否錯失修正問題的時機，卻是公道自在人心。

每次「黃背心」運動在法國有重新聚集的跡象，都是與結構性原因結合有關，與法國警方濫權、種族問題等已經有機整合。例如在2019年6月，一名法國白人在一場音樂會中，因逃避法警的催淚煙墮入河，不諳水性而溺斃。事後法國警方指該男子死亡，與警方當日的行動無關；警方的冷回應，反而激起黃背心運動，與多年受警方「粗暴執法」的巴黎近郊有色人種社區聯成一線。

儘管有論者指出部分政客借此「抽水」，例如其中一位「黃背心」領袖Maxime Nicolle 就與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過從甚密，但當單一經濟議題昇華至對警察暴力的不滿、對體制的不信任，最終結果，就不再是單一議題的層面可以解決。偏偏香港的問題，正是結構性問題，而政府和北京偏偏不認為那是問題、認為提出問題的人才是「問題」，自然只能「攬炒」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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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自沈旭暉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