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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因為不同原因回到牛津,都會拜訪一下當年的博士論文指導導師 Rana Mitter 教授。上次見他是2019年前,世界現在一切變了樣,再遇時,感受尤深。

我讀博士時,大概是他最早的博士學生之一,年紀也差距不大,很談得來。他當時不過是一個講師,但明顯是high flyer,不久就成為牛津的正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八面玲瓏,擅長籌款,同時也是活躍英國的公共知識份子,曾主持介紹古典音樂的電台節目,幾年前甚至得到英女王的OBE勳章。

意料之外的是他在下個月就會跳槽到美國哈佛大學,在JFK公共政策學院出任 director。坦白說,他這軌跡是我想像不到的:由研究現代中國歷史出身,到要深入大國政策研究,中間的轉型,要迎接很大挑戰。他笑說世界局勢這幾年變幻莫測,難得有機會深入前線接觸分析,在美國的感覺會更在地。難怪近年越來越見他對時事評論,須知很多牛津教授依然不大願意走向公眾,而他是願意落地下放知識的例外。

對我而言,「博士論文指導老師」的定義,就是一個反正已經看到我所有缺點、但又願意幫助我達到目標的人。所以,有一種難以形容的信任。就算多年不見,都是他問甚麼,我就答甚麼。

他也大約知道這幾年我的歷程,對2019年香港的運動、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也有過直接評論。所以所有沒有和公眾說的故事,都和他簡單交代了。雖然他是很diplomatic的人,和各方關係都很好,也有很多中方人員會拜訪他,但我知道他有很清晰的核心價值,也很清楚世界未來幾年的最大挑戰何在。

有一位同情香港人的哈佛大學JFK學院院長,自然是好事。

每次見到他,我都不由自主想到一連串平行時空的問題。例如如果畢業後沒有回到香港,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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