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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定康的回憶錄,「大反派」自然是他的頭號政敵、號稱所謂「英國外交部首席中國通」的柯利達爵士。只要認識柯利達爵士豐功偉績的香港人,無論多麼保守,都不會覺得這個人對香港人有一絲感情、或對香港有一絲貢獻。

但與此同時,在彭定康來港之前,「柯利達路線」長期主宰了英國對華、對港政策,也深受幾任首相、特別是戴卓爾夫人信任。「柯利達集團」包括了來自外交部體系的一大批外交官、還有幾任港督,包括衛奕信、尤德,與及深受香港人歡迎愛戴的麥理浩。某程度上,柯利達的政策,也必然反映在麥理浩的治港理念當中。

由於麥理浩在香港人心目中地位很超然,他帶領的「黃金十年」也許是香港人有史以來最快樂無憂的年代,也就很少人願意思考他和柯利達之間,其實也是唱「紅臉、白臉」的一體兩面。

那彭定康又怎樣看麥理浩?

他在回憶錄自然高度批判、不斷揶揄柯利達,但對柯利達的信徒門生麥理浩和衛奕信都筆下留情,雖然覺得他們推動香港民主化不力,但將之歸類為不同觀點、不同政見,同時肯定對方是紳士,不會像柯利達那樣天天「篤灰」、弄權、搞小動作。

不過如果看得懂彭定康的英文,還是可以看出其他一點端倪。

在《末代港督的告解》入面,彭定康有提到麥理浩治下的香港雖然進入了黃金時代,但他對民主化沒有興趣,然後有這一句:「麥理浩勳爵是位嚴厲的酋長」。讀到這一句的時候,當堂有點愕然,於是找來原文,原來是這樣的:「This did not please the then Governor, a stern chieftain, who thought that popular political pressure could best be dealt with by housing and welfare programmes.」

什麼是「a stern chieftain」?大英帝國在不少殖民地、保護國實行間接管治,扶植土王、酋長、鄉紳做名義上的領袖,而這些「chieftains」之所以成為「chieftains」,通常是以血緣方式管理、才擁有權威,所以其實就是「家長式管治」的婉轉說法。麥理浩在香港大舉推動費邊主義福利社會,重視廉潔,認為這些良好管治,在面對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之前,足以取代對民主化的追求,正是一個「stern chieftain」的表現。

在訪問中,彭定康進一步提及,他和麥理浩交換意見時,對方對給予香港人民主完全不感興趣,並說那些地方管理(區議會之類)不過負責決定哪裏多放一個垃圾桶之類,如果也要民選選出,就完全沒有意思。記得後來八九六四之後,一批兩局議員(即現在的建制派)到英國爭取港人居英權,但拜訪麥理浩這位前港督時,對方的反應卻很冷淡,令他們很愕然而失望。

其實這才是一個立體的麥理浩,施政理念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如果沒有中國因素,麥理浩會否在香港及早推動民主化?甚至如果沒有中國因素,連柯利達的觀點也會否有所不同?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平行時空問題,可惜我們永遠不會有答案了。

▶️ 彭定康政改方案,如何力挽狂瀾啟蒙香港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kt-9gRA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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