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大長篇】台灣 metoo 的思考 (Patreon)

近日台灣政壇爆出連串 #metoo 風暴，一如《人選之人》劇情，而本來的焦點又因為涉及當事人的政治背景立場，而變得泛政治化地複雜。

這裏自然不談是是非非，只是嘗試結構性思考這類問題，而參考西方類似案例，通常每宗案子主要有四個可能性：

1. 一個極端是有人是性騷擾、乃至性侵犯的慣犯，無惡不作，刻意利用自己的資源、地位，慣性從事類似行為，受害人極多，也最容易研判

2. 另一個極端是有人自居受害人，其實是無中生有來破壞對方名譽，可以是當時就有心勒索，也可以是選擇時機才行動

3. 不少案件的雙方曾經存在某種感情關係、或曾經正式交往，分開後出現單方面不滿、或誤會而聲討（另一類例子是其中一方打算正式追求，但接受方理解為冒犯）

4. 最後一種最難研判：一方日常習慣說話口沒遮攔，主觀沒有性騷擾的意圖，但另一方 takes it very seriously，真心感到受冒犯

這類爭議通常很難有絕對公正的裁決，無論是法律裁決、還是輿論公審，因為證據很多時候都是雙方各執一詞；就算有證物證明有罪或無罪，也可能只反映其中一方處心積慮「有心裝無心」。結果很多時候都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在社會效益而言，最理想的自然是社會進步之後，可以杜絕第一類案件，將這類元兇根除，相信這不會有任何爭議。問題是在操作層面，卻不可能不同時出現第二類案件，與及令第三、第四類爭議大量轉移到法律層面解決。

再一步的結果，難免是社會進一步兩極化。以美國為例，像特朗普一直反對政治正確觀，大量說話都涉及族群、歷史、性別等層面的政治不正確，多次被指侮辱女性，但他強調這才是人類真性情，支持者也確實毫不介意。

美國左翼陣營則強調，對任何一句涉嫌冒犯性的詞語都是零容忍，永遠要站在弱勢一方，就算有時候過猶不及、over-killed，也是彰顯公義過程的必要之惡。由於任何立場去到極端都會偏離實際情況，又會成為協助對方動員的籌碼，週而復始。

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社會其實依然很「和諧」，不撕裂，因為藍綠雙方的主流意見都是要立刻切割，同時積極尋找對方的同類案件，以示「沒有誰比誰高尚」。但在民主社會，出現特朗普型的魅力領袖，公開挑戰政治正確禁忌，而且有票，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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