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63】一道保護牆，與葉靈鳳的兩次獄中生涯 (Patreon)

文學界有一個類別：獄中人的寫作，除了反映獄中心態，也可以印證坐牢前後的改變，屬於傷痕文學的一個變種。例如日前參加一個在台的文化研究會議，陳健民教授在獄中的寫作和出版，已經成為學生的研究對象。而每人有了坐牢經歷之後的反應都不同，例如有些會覺得從此突破了恐懼，有些則留下終生烙印。

葉靈鳳年輕時在舊上海文壇充滿稜角，來到香港後卻面面俱圓，甚少表露個人立場，也幾乎再沒有和任何人筆戰，雖然著作極多、每日萬字，卻依然可以人為的建構了一道給自己的保護牆，彷彿既要和大眾溝通，又要刻意保護自己，去避免大眾知道內心世界。

一個年輕時敢於和文壇領袖魯迅筆戰、在舊香港文壇最要面對公眾的人，卻要將情感收藏到這個地步，究竟轉捩點在哪裏，也許並沒有單一原因，也許他自己也難以絕對說清楚，但這樣的轉變，彌足深思。

其中一個可能的心路歷程，也許與他肉體嘗過被專政的滋味有關。無論是國民黨、日本人、共產黨的監獄，坐牢就是坐牢，而且和共產黨的牢獄相比，也許前者的已經要「好」些。

而葉靈鳳雖然一介文人，卻兩者都坐過，大概不希望有第三次。

根據他1926年發表的文章「獄中五日記」，當時他在上海編輯左翼雜誌之時，辦公室被國民黨政權的警察搜查，他被拘留在獄中五日而獲釋，這大概是他一生人第一次坐牢。這次經歷並沒有嚇怕他，反而效果有點相反：

「獄中的五日，實在是什麼也不足述。有時我們精神方面的安適竟會比在外面時加甚。外面謠傳我們曾受過了嚴厲的刑訊，實則在裡面的我們，席地坦臥，只有享到了我們在外面所享不到的幸福。」

「可是這樣的一件事，也太不值得令人奔走了。我出來了之後，我不但未得到愉快，反覺有一種消失了對手之抵抗而空漠的悲哀。我想出力的朋友們知道了我們在裡面無聊的情形以後，大約也是懊悔多此一舉了。」

由此可見，國民黨的監獄，實在已經非常文明。

到了葉靈鳳來到香港，而香港淪陷，他也坐過日本人的牢。葉靈鳳夫人1988年寫給羅孚的家書首次透露，1943年，葉靈鳳被指與重慶情報機關有聯繫，被日本人在憲兵總部關了三個多月，然後獲釋，但同時獲關的不少都死於獄中。大概他獲釋的條件，就是要為日本人編輯刊物。日本佔領軍給予他的獄中待遇，大概遠不及國民黨的監獄，但究竟葉靈鳳在獄中經歷了甚麼，有沒有被逼供、要脅，為什麼能夠獲釋、而其他人不可以，除了上述這封信，就再沒有資料流傳，他本人也絕口不提，只能讓各方自行想像。

但某程度上，葉靈鳳的文章，卻似乎從此失去了真正的靈魂：為日本人寫的內容固然乏善可陳，頂多有曲筆；到了後來在香港為「糊口」而寫的每日萬字，雖然《香港方物誌》成了經典，雖然將冷僻知識大眾化的功力為人稱道，雖然對琴棋書畫的研究更精，卻似是再也沒有了年輕時的創作靈光。唯有在新近公開的《葉靈鳳日記》，才有片言隻語的人性化情感走光，但即使是面對自己，情感也相當克制，和同輩另一寫字機器倪匡的大情大聖比較，宛若雲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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