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405】母親與《大公報》英文版木人巷 (Patreon)

母親畢業後，進入《大公報》英文版，為甚麼一直留下去直到它結業，最大的原因除了家庭壓力、inertia、或個人英文才能可以發揮等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學到嘢」。

上一代比較盛行學徒制，一般不會當學校的基本訓練是「職業訓練」，於是一個新人入職到任何機構，往往都會得到長期培訓，雙方都視之為社會責任。這種訓練，往往產生了超越單純上司、下屬的半師徒感情。為甚麼上一代人很多長期不轉工、乃至打一份工就一世，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大公報》的特殊性質，員工經常近親繁殖，本來就會強化這種工作倫理上的「學習」關係。當時《大公報》撇除其政治立場，確是人才濟濟（記得曾經介紹過的「十大才子」都是一時之選），接受他們的職業培訓，不少人覺得抵受低薪也值得。

我曾和不少大師有過工作關係，很明白一個客觀現實：越是「大支嘢」的大師，通常越不能教會你任何東西：可能他已經很忙，根本沒有時間認真培訓下一代；可能是他盛名之下已經脫節，根本沒有甚麼可以教；也可能他有自己的「馬房」要照顧，不可能「有教無類」，必然親疏有別。

然而母親至今依然覺得《大公報》英文版的「內部培訓」，屬於知識上的無價寶，不但學校學不到，在其他報館也不容易有這樣的「師資」。她印象中那些前輩，除了學貫中西，對自己所認識的都是傾囊相授，毫不藏私。《大公報》規定的「小組會」很多，她記得確是會有編輯教導「毛澤東思想」，讀「老三篇」之類，但她自言大多數人「除了特別有野心的幾個」都是走過場，過了指定動作之後，就是真正的學習，關於國際關係、國際新聞、英文寫作、採訪技巧。

所以她由一個普通學生，很快就對國際關係有了基本掌握。她要翻譯的都是國際新聞，當時沒有互聯網，就算是《大公報》也要立足香港、不能照抄中國大陸的翻譯，其他香港報紙選擇國際新聞的準則與《大公報》大相徑庭，《文匯報》則沒有英文版，總之一切都要自力更生。

這方面，她的工作態度認真得可怕，到了今天依然不斷批改我中英文的習慣，就是這樣培養而來的。而她在家雖然少談公事，但我對一些冷僻國家領袖名字的首次接觸，大多是她隨口談過的，例如甚麼贊比亞總理卡翁達、赤柬喬森潘等，小時候就已經經常聽到。

那今天的《大公報》還有沒有這樣的培訓？自然沒有。

一來上層已經沒有了人才，二來基層也沒有了學習心態，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語。近年香港報業的真正木人巷已經變成《蘋果日報》，黎智英創立的「鋤會」制度雖然有點over，卻真的培訓了大量當打人才，包括《大公報》在內的各大媒體，對做過《蘋果日報》的員工無任歡迎，這多少還有昔日行家的惺惺相識存在。這種感情，在不容許存在任何真正感情的「新香港」，自然同樣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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